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质最关本质地牵涉到其存在论基础。马克思在存在论基础上所发动的 哲 学革命，不仅特殊地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而且一般地颠覆了整个柏拉图主义 ，换言之，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然而，由于人们的观念形态普遍局限于近代性视域，或者 说把马克思哲学置于近代哲学的框架中给予理解和解释，所以，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变得蔽而不明，这一基础领域所曾经历的最深刻革命之意义也就显得极其有限了。在这种情 形下，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似乎被分解为各种“因素”，并依这些因素之不同的比例配 置在近代哲学的框架中被“重建”。这样重建的哲学虽可徒有其表地保持其激进的、批判的 外 观，却不可避免地、命运般地经历着一系列的内部退却过程。 这样一种由基础之分裂而引导的退却，在整个20世纪是经常发生的。当梅林用机械唯物主 义来填充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并援引某种费希特因素或叔本华的“闪光之点”来补缀这 一基础时，情形正是如此；当普列汉诺夫大踏步地向实证主义和理智形而上学倒退，却又再 三附加外在的辩证法以作补充时，情形亦正如此。卢卡奇试图以黑格尔的方式整个改变“梅 林—普列汉诺夫正统”这种既是退却、又是外在撮合的基础，但他却仍被封闭在黑格尔的范 式之中。这一点虽可使他提供近代范围内最卓越的解释方案，但这一范围本身却已作为 秘密和潜能，包含着其晚期著作中那种退化的、钝化的存在论图式了。 我们丝毫不想否定或贬低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作为批判家，他们在那个时代甚至是甚为 出色。但是，如果他们的批判仍然从根本上局限于近代性范围之内，如果其批判的存在论根 基 本身仍然是晦暗、支离的，那么，这种批判在理论上就不得不向后倒退，就像它在实践上注 定要成为孤鸿哀鸣一样。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想家”的弗洛姆，其社会批判的激进程 度正与其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相称，因为从根本上讲，他只是在被理解为“知性科学”或 “实证科学”的马克思学说的对面，建立了某种“宗教因素”或“价值因素”的对等物。 因此，有必要在当代的条件下、在经历了20世纪哲学之后，来重新探讨和检视马克思哲学 的存在论基础。这一基础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持并且巩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原则高度，只有 这样的原则高度方能最坚决地指证其当代意义并阻止各式各样重返近代性的退化方向。 一、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是前康德的，还是后黑格尔的？ 这里，我们力图指证的是一种哲学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它和时间顺序无关。几乎很少会有 人否认下述说法，即：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在性质上是后黑格尔的，而不是前康德的。 然而口头上承认是一回事，在原则上给予真切的阐述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讨论马克思哲学 的存在论基础时，有必要把作为“口头饰品”的东西同构成主导原则的内在巩固的东西区分 开来。如果是这样看问题的话，我们需得承认，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实际上经常是被理 解为前康德性质的，而在较好的情况下，是被理解为黑格尔性质的。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是依前康德的方式看待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的代表。举例来说，普 列汉诺夫在其1915年的著作中，把拉美特利、狄德罗、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统归到 “斯宾诺莎的类”，断定他们的唯物主义实质是相同的；并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 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 哈的认识论。（注：这里所谓“认识论”是指认识论的存在论基础。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 ，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78—780页。）梅林则说得更加简明：“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 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此外，他又补充说，不应把历史唯物主义 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隔离开来或对立起来，它们应当并存，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自然科学 唯物主义的“补充”，而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注：参见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46页。 ）这样一来，差别 似乎仅仅涉及学科领域之分，而且由于同一位哲学家毕竟不可能在不同学科领域中贯彻两种 （或更多的）不同的存在论基础，所以在这一点上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归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了 。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的这种归并决不止于费尔巴哈：部分地是由于逻辑本身的驱迫， 部分地是由于费尔巴哈在触到自身界限时的急剧倒退，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开始面临着退向前 康德的存在论基础了。 应当承认，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被领会为费尔巴哈式的， 并且最终是前康德性质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被拿来与18世 纪唯物主义相比附、甚至与霍布斯混为一谈时，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顺便说说，第二国 际 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他们在实证主义面前的妥协和退却以及为主观主义（特别是 意志论）留出地盘等等，都是如此这般设定或把握“基础”的结果——或者是较为切近的理 论后果，或者是较为遥远的理论后果。至于上面提到的种种“附加”或“补充”从根本上来 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基础本身未能发生原则变动之际，那些被输入或引进的东西便停留 于基础的偶然性和外在性之中，而并不构成基础的“自身”。就像一个归纳主义者也可以时 而有条件地谈论理论的范导作用一样，当梅林援引费希特、叔本华或拉萨尔时，当普列汉诺 夫指证黑格尔哲学之伟大的能动性及辩证法时，他们自身的存在论基础却是完全不被触动的 ，因 为（并且仅仅因为）这样的援引和指证不能、也从未构成基础的自身，而只是其外在的附加和 补充。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方始出现了卢卡奇对“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