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把“任何真正的哲学”比喻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 个 比喻精辟地显示了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性：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 ”，它总是结晶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总是凝聚为“ 文明的活的灵魂”；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与文明之“活的灵魂”的统一，则不仅 仅 是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尤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 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其根本的使命与价值就是用“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导新世纪 乃至新千年的时代精神。 一、时代精神的变革与哲学使命的跃迁：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就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这样的论 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 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 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既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状况，又提出了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这就 是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 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消解”人 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 这两个“消解”的对象与任务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种“归还”的内容与使命也是不同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 形态上说，是人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 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哲学—科学文化”的过程。这个历 史过程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变革，是哲学使命的历史性转换的最重要的生活基础。 如果说前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所要求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 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并从而造成“人的依附性”存在，即造成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 异化”，那么，取代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则是反对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而要求人的现实幸福 、反对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而要求人的理性自由、反对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而要求人的天赋 人权，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取向的统一，即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 维取向和民主法治的政治取向的统一。市场经济的这种价值取向、思维取向和政治取向的统 一，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消解”了人在“神圣 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存在方式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换成人对物的“依 赖性”存在。这是人类从自然经济中的生存状态跃迁为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状态所实现的历史 性的飞跃，同时也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从“依附性”的存在跃迁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的存在所实现的“时代精神”的飞跃。 人类存在的历史性飞跃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精神的飞跃，以理论的形态而构成哲学理念的 飞跃，这就是从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的哲学跃迁为近代的“理性的时代”的哲学。从总 体上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正是在“自我先于上帝、理性先于信仰”的哲学进军中，理 论地表征了以“理性的时代”取代“信仰的时代”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地表征了人从“依附 性 ”的存在到“独立性”的存在的历史性转化。 作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哲学，它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即人在“上帝”中的“自我异化”。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 ，“上帝”就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而人本身则成了依附于 “上帝”的存在。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 意识和自我感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以宗教的方式而表现的“人的依附性”存在的生存 状态。而中世纪的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则恰恰是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 “自我异化”。因此，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它的根本使命就是“消解”人在 “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由此便构成了贯穿整个西 方 近代哲学的“上帝”的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即“上帝”的“人化”过 程。 近代西方哲学“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以“ 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作为“神圣形象”的“上 帝” 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窒息了理性对世界的求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和科学的发展 ，因此，表征近代精神的近代哲学，以其所弘扬的“理性”精神塑造和引导了长达数百年“ 理性的时代”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哲学在精神领域取得了独占的统治，除了理性，再也没有 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 把“理性”变成“上帝”，也就是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去代替“上帝”这个“ 神圣形象”，这种代替集中地显示了以“理性的时代”为标志的近代哲学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近代哲学实现了人在“理性”中的自我发现，即以“理性”消解了人在“神圣形 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使 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构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 自我异化”，把“理性”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 的“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时，就极其精辟地阐释了这种“理性主义”哲学与整个 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即：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 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 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把 人的本质“归还”给“理性”的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正在受“抽象”统 治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 的生存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