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10-0021-06 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还在建构过程之中。就我国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在队伍构成 、 研究视域和理论倾向等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 研究组合而成的总体格局，不能排斥三者之间的融通、会合，但融通、会合的程度还极为有 限，总的看是呈“三足鼎立”之态势。审慎、客观地分析这种研究格局，甄别各自不同的特 征与趋势，无疑是建构未来哲学形态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特征把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建党立国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在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国家精神生活领域无疑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毋庸讳言，随着中 国社会进入变革和转型时期，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近20年来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它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冷落，人们的研究兴趣降低，专业队伍出现萎缩与分化，在社会上的地位下降， 影响有式微之势。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怎样扭转这种局势，是一个非常繁难的课题。这里 撇开诸多因素不论，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无论是普通民众抑或专业工作者当 中，极端性思维、情绪化评判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往 往把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特定阶段形成马克思主义形态误为马克思主义本真，特别是把那种 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路线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无穷灾难和祸患归咎到马克思主义头上。很 显然，对于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评判和指责是不公平的。 正因为如此，“回到马克思”这一在20世纪世界论坛发出的呼唤，在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界得到了回应。近2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密切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世界 局 势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同时，一部分学者开始倾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文献与原本思 想的梳理和甄别。特别是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实质、特征、称谓、体系等各种争 论莫衷一是的时候，这种文献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格外突出。真正把经典作家的文本 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和探究，包括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源、文体 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详实的梳理、考证 、分析和阐发，无疑会驱散笼罩其上的层层迷雾，辩明理论的是非曲直。 而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程看，真正客观地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思想的 实质、真正经得起考验的，还是那些对其文本写作的考证、版本的甄别、结构内容的分 析和重要思想的阐释等等，而不仅仅是那些单纯对其现实意义的“挖掘”和“发挥”。诚然 ，我们不可能如洛克所说的那样带着一块“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文本，必然会有自己的主 体 认知模式、自己预设的观念系统“嵌入”和参与到具体的解读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真 实；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无限膨胀自己的先验观念的理由；换句话说，这种主体性究竟强化 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对《共产党宣言 》的解读，不论是过去将它的主旨意图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 ，还是现在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这些观点之间可能是有 差别的、冲突的甚至是对立的，但从文本解读方式的角度看，它们却显现出相同的解释模式 ；这就是，解读者根据当代现实生发、概括出的观点，到经典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然 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强化对观点的信念。这种情形下，他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 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的部分和思想，而 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这种解读、研究方式 也有自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却一定要以文本本身为 本位、把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不应当人为地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某 些方面。针对那种过分强调现实作用和意义的“六经注我”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方 式，我想“回到马克思”的主旨恐怕就应当是“我注六经”。 更为复杂的是，需要在文本研究和解读过程中充分估计到思想与文本之间的复杂情形。就 是说，思想家的思想与表述其思想的文本之间未必一定会存在完全契合、一一对应的关系； 思想家在形成其思想、观点之后，要借助适当的体裁与方式表述出来，形成文本；然后解读 者通过对呈现在他面前的文本表层结构（文字、声音、图画等）的解读，来理解潜藏于其中或 其后的深层意蕴，进而达到对思想家思想的把握。由于这些复杂因素的加入，使思想与文本 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完全契合、一一对应并且为解读者全部理解的情 形反倒成为非常特殊的例外。用中国古代名家“言意之辨”的话说，就存在着“言尽意”、 “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它”等多种情况。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文本时 要有足够的警惕和清醒，同时也充分凸现出过去被视为“烦琐”地“掉书袋”而弃如蔽屣的 文本 细节考证的意义与价值。想想我们过去面对经典文本时的情形，总是把例外当成了通常，认 定文本是思想的准确表述，文本是什么，思想也必然就是什么。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 意到了这种文本解读方式的危险性，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讽刺地说：“在日常生 活中任何一个shopkeeper（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 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 概相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仍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它是“真正的受委托之作”，作为共产主义同盟“ 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用来“对抗关于共产党幽灵的神话”的。这种写 作意图使它不能不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全体盟员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针对当时统 治阶级和各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态度；党纲的写法也限制了它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 详实论证。而且，在作为《共产党宣言》重要组成部分的几个《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 就一再申明，它的一些思想和个别论断已经“过时”了。而在过去对它的解读的时候我们过 分赋予其“经典”的意义，强调其至尊地位，这恐怕是连它的创作者本人也不会接受的。 另外，还必须注意到，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解读者角色、身份意识的强化与限定问题。对 于同一文本，身份不同的人解读的动机不同，关注的部分、突出的观点、做出的解释会不一 样，这虽然也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取消或否认对“真正解读者”角色的期待却 是不对的。在我看来，真正的文本解读者应当是研究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他必须尽量避 免先入为主的评判和感情因素的干扰，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不随意与 权威和时尚趋同；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不奢望自己结论的绝对性和普遍适应性 。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能不能也作如是观？我想，答案也是肯定的。诚然 ，它不是已走进历史的陈列物，它指导并且参与了对当代现实的“塑造”，迄今仍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今天我们来读这些著述，不再是救亡图存的岁月急迫地需要从中寻求拯 救危难的有效武器，我们虽然认同它的现实价值，但不认为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会从那 里找到现成的答案；这种“时间上的在后”，使我们可能会比前几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获得 更多的内容，相对地更能把经典文本当做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审慎地作出分析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