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8444 （2000）06—0062—05 江苏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据1994年统计，苏南三市与苏北四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4倍之多[1]（P.7）。苏北落后由多种因素造成。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 那么，明清以来频仍的灾荒特别是水灾乃是导致经济脆弱不堪的重要因素。 一 苏北境内水源丰富，可称头顶三盆水（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身穿四条河（淮河、沂河、沭河、运河），足踏一大海（黄海），大部分地面在河、湖洪水位线以下。但这一水系及地理面貌是在12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苏北境内原有水系主要为发源于桐柏山，由豫、皖流入苏北，“经清河（今淮阴）、山阳（今淮安）、安东（今涟水）由云梯关入海”（《清史稿·河渠志·淮河·永定河·海塘》）的淮河水系，沂、沭、泗三水自鲁南流入苏北后，泗水在清口（今淮阴）汇淮，沂、沭在下邳（今睢宁古邳镇）汇泗再汇淮，均成为淮河下游支流。淮河古时很少有决溢成灾现象，“淮流顺轨，畅出云梯，南北支川纲纪井然”（《淮系年表·叙例》）。灾变起自12世纪黄河的南侵。 “华夏水患，黄河为大。”黄河因流经土壤疏松的黄土高原而含沙量极高。战国时黄河已有“浊河”之称[2]（P.41）， 西汉人称之“一石水而六斗泥”（《汉书·沟洫志》）。“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历史上多次发生改道，其中，南宋建炎二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在河南滑县扒黄堤导致人为的决口对苏北遗患无穷。此后，黄河汇泗入淮或直接入淮[2]（P.225）。明嘉靖年间，为保障漕河水量，阻断黄河由北清河入海去路，黄河“全河经徐、邳汇淮入海”[2]（P.228）。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再次决口后（《清史稿·河渠志·黄河》），由山东利津重入渤海，黄河才离开苏北。 黄河进入苏北，尤其明清全河自苏北入海，给苏北带来莫大影响： 第一，黄河下游决溢频繁给苏北带来严重水患。黄河水裹沙而行，到苏北平原后由于河流变缓，泥沙淤积加速，乃至到明万历时“徐、邳、泗三州和宿迁、桃源（今泗阳）、清河三县境内河床都已高出地面”（《河防一览》卷十二《河上易惑浮言疏》），洪水很容易从薄弱处溃决。据统计，作为入海口的安东一县仅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间，河决达10次之多（周群《解放前涟水一带的黄淮水患》，《淮阴文史资料》第二辑）。清初到康熙二十七年（1689）间，徐州到清河段上计有“徐州潘家堂决口一次，邳州决口三次，睢宁五次，宿迁四次，桃源七次，清河高达13次”[2]（P.192）。1689年中运河开通后，河床负担减轻，河患有所减少，但仍有“宿迁决口五次，桃源九次，清河三次”[2]（P.193）。 第二，黄河夺淮破坏了苏北原有水系面貌，使淮河由“利河”演变为“害河”。黄河南侵后，黄淮在清口交会，因黄强淮弱，淮河入海水道遂为黄河侵占。淮河失去出路后，上中游来水遂在盱眙、清河间潴积，并最终使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等陂塘、小湖相通扩大为洪泽湖。淮水一面屯为巨浸，另一面寻地势流淌，里下河地区的零星湖泊洼地也渐潴为高邮、邵伯等湖。黄河夺淮后，沂沭泗河也无法汇淮，泗水渐潴为山东的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沂水除潴为骆马湖外，还被迫折向东行，由沭阳灌河口出海，沭水则由临洪口出海（《淮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18页）。 可见黄河夺淮后，除自身不断决溢外，还使苏北原有河流均被迫改道。而另行的河道，过于弯曲、狭窄，加上决溢黄水的无数次暴浸又变得淤浅，根本无法满足河水宣泄的需要。这种不足又因淮河流域每年特殊的天气——梅雨而更加凸现。每到雨季，苏北河道除了承接本地大量降水外，还要承接淮河、 沂沭河上中游客水， 而沂沭两河宣泄量仅约1850秒立方米，与来水相比，不及1／6（《淮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91页）。淮水到近代宣泄量也仅及1／2[3]，因而泛滥成灾， 势所必然。据《淮河流域历代水旱灾害表》统计，从1400—1900年淮河尾闾的苏北共发生水灾约330次，“沂、沭、泗流域从1368年至1948年的580年中，发生340多次较大水灾”（《淮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18页）。洪水无情淹没田亩、禾稼，冲毁房屋，致百姓死亡、逃荒，而且破坏了苏北原先优越的自然条件。每次河决、漫溢，大量泥沙被带出堤外，覆盖住原先大片沃野。苏北由“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庶之区变为即使平年、丰年，百姓也要逃荒的贫瘠之所。 二 频发灾荒对封建政局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明清仍借用徐州到清河的黄河道行漕，即使万历年间在宿迁开泇河（《明史·河渠志·运河上》），清河到宿迁的180里水路仍为漕运路线。 但苏北河道的溃决泛滥殃及到行漕的安全，深知“淮病而黄病，黄病而漕亦病”的明清统治者对苏北水患当然不能漠然视之（《明史·河渠志·淮河》）。明清尤其明嘉靖、万历与清康熙年间对苏北水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治理，采用了堵塞决口、疏浚河道、修缮堤防、人工改道、开挖引河等种种方法，但苏北水患并未因此减少。即使某些治理措施一时颇见成效，但长期实行后给苏北带来的负作用同样很大，还会引发新的灾难。明嘉靖后黄河全河经徐、邳汇淮入海，长期固定的河道使苏北河患日甚，尤其海口一段泥沙壅塞，使河无去路而冲突内溃。如何疏浚海口成为河臣们治患重点。万历六年，潘季驯代为总河都御史后，提出了为后世治水者奉为圭臬的“蓄清敌黄，束水攻沙”之策，即通过加高加厚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堤防，抬高洪泽湖水位，变黄强淮弱为淮高黄低，促使黄淮并驱入海。黄淮合力“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睿而辟，河不挑而深”（《明史·河渠志·黄河下》）。“蓄清敌黄，束水攻沙”之策实施后确实对疏浚海口沙功效显著。明后期黄河长期固定在云梯关一口入海，不能不算是潘季驯的功劳，而且所蓄清水用来济运，也保障了漕运的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