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0）06—0025—04 甘川青交接区域包括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的海东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面积243 425km[2]，人口545.61万人。该区域地处兰州、西宁、成都三大都市之间的“三角区”。经济活动以牧业、河谷农业、旅游业、矿业为主，总体社会经济水平低，区内外各种联系单一，城镇体系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1 城镇起源时间普遍较晚，发展缓慢 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宏观利益格局上的空间定位和差异，致使生存于自然条件相对严酷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以游牧业为主，封建农奴制的延续和残存长期束缚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偏居一隅的地理特征和封闭、半封闭式的少数民族自我发展模式又进一步延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作为人口和商品经济相对集中的城镇，在游移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甘川青交接区域内，一直到秦汉时期才在非经济因素的强烈干预之下略具雏形。除临夏、临潭、松潘等有限的几个城镇外，“交接区域”内绝大多数城镇形成于解放前后。与汉族聚居区相比，“交接区域”的城镇起源普遍较晚[1]。 建国后，随着民族生产力的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逐步实施，全区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城镇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中两个时期最重要：其一是解放初期，1950～1960年间，随着民族地区纷纷解放，新兴的生产关系取代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尤其是土地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使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程度不同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一批城镇。其二是1984年国家颁布了新的建制镇设置标准，放宽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的建制标准，致使部分条件稍好的集镇在政策的激励下破格升级为建制镇，使城镇数目增长很快。同时由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城镇。但城镇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城镇相关要素的共鸣，“交接区域”的“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均很低，城镇人口的增长仍以自然增长为主，通过产业结构演进促成的非农劳动力转移、聚集很少，城镇发展的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 2 城镇兴起和发展的动力 总体而言，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镇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就单个城镇而言，民族文化、民族宗教与民族贸易的亲合关系和响应力，是城镇成长的主要推进剂。 2.1 政治、军事推动 在我国长期的民族利益冲突整合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核心区（以中原汉民族为主）——边远区（以周围各少数民族为主）的地缘政窒、经济格局。甘川青交接区正好位于核心区与边远区的交接过渡地带，这一边缘性赋予了“交接区域”特殊的战略、政治功能：它是中原民族向西扩张和高原民族挥师东进的跳板。”历史上，青藏高原各部落向东拓展，总是在河曲草原休整繁衍和积蓄力量，黄河河曲成为这些游牧部落前进的基地。青藏高原以外的民族，也多数以黄河河曲为头站”。所以这一地带的城镇兴起较早，如甘肃临夏，秦时就设县。元朝统一中国后，在今兰州、临夏等地设置了归陕西行省管辖的巩昌等总帅府，在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河源以东直至四川阿坝州北部地区，设置了朵思麻路，以管辖当地藏族。 2.2 民族贸易推动[2] 甘川青交接区域位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结合部，也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由于民族生产、消费习惯的巨大差异，致使其地域经济表现出强烈的互补性，直接推动了民族贸易的发展和商业城镇的形成。 甘川青交接区域的重要贸易形式是茶马互市和绢马互市，对于中古以前的甘川青交接区域少数民族及与本区相关的西北其它少数民族而言，茶马、绢马互市的意义首先在于推动了其社会发展，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化；对于中古以后的近代少数民族，茶马、绢马互市的主要影响是促进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早在唐朝时，民族之间的“茶马互市”或边茶贸易便开始了，由于历代中央政府把它作为羁縻西域少数民族的有效手段之一，所谓“以茶治边”，因而十分注重茶政，尤其是明清时期，茶马互市制度化，互市地点遂成为民族经济交往的主要渠道。在长期的贸易中，专门服务于不同民族进行贸易交往的城镇逐渐成长起来。在汉藏、汉回等茶马互市的主要商路上，产生了一些较大的商镇。如青唐（西宁），邈州（乐都）、砍龙（循化）、浩门、大通、湟源、祁连、拉卜楞、玉树结古镇、河州（临夏）、岷州（岷县）、洮州（临潭）、兰州、宕州（宕昌）、巩昌（陇西）、甘州、松潘、阶州（武都）、碧口、雅州（雅安）、灵犀寨（芦山）、碉门、长宁、文州、灌口等。茶马互市不仅直接推动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原有城镇的单一消费性质，使主要城镇间由于有了商业往来而强化了联系，区域城镇体系雏形逐渐形成。 2.3 民族宗教文化推动 甘川青交接区域是多民族聚居区，也是多种宗教文化相对集中的地区。其中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是本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宗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力源于自身的凝聚力，在历史时期经济聚集力量不足的特定状态下，依靠宗教活动形成的内聚力，对加强民族团结，加快生产要素和人口的定向聚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寺院经济”的形成对本区城镇的产生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