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585（2001）01—0048—07 交通枢纽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交通运输网络的中心或节点。交通建设对于区域开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交通枢纽所在地点经常会成长为区域性中心城市[1]。受其辐射影响， 腹地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会有所加快，区域城镇体系及其职能分工格局也往往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1 交通枢纽城市的基本特征 交通枢纽城市是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山西省是一个以陆路运输为主的地区，铁路和公路在运输体系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少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是随着铁路建设而兴起和发展的，其中以侯马、介休、榆次、原平、阳泉等城市最为典型（太原、大同等城市尽管交通地位相当重要，但交通职能处于次要地位）。一些工矿城市的成长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骨干交通线路的开拓建设。 从山西省的情况看，交通枢纽城市具有四个共同特征：一是空间区位条件优越。在多数情况下，交通枢纽城市或者处于区域的门户要津，或者处于区域的地理中心，空间区位条件比较优越。交通线路的布局和延展，取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枢纽的选择和确定，不仅要考虑运网作业的特点，而且要分析区域发展和经济联系的特点。所以，优越的区位条件便成为交通枢纽的首要布局因素。二是腹地区域相对广阔。优越的地理位置、位居中枢的交通地位和便捷的运输条件，共同决定了交通枢纽城市必然拥有较为广阔的腹地区域。交通线路的延展是社会经济活动最为有力的触角，是城市施展其极化和扩散效应的基本手段。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发展，枢纽的区域影响范围逐步扩展，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刻。就运输联系和经济影响而言，侯马枢纽的直接影响区域为晋南中部，间接影响范围则包括整个晋南地区以及晋城西部、晋中南部和陕西韩城一带。三是历史和区域基础厚实。尽管交通枢纽地位是交通网络演进和拓展的结果，但是枢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区域的基础作用和历史性影响。本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引进和发展，山西省境内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兴交通枢纽城市。其中，有些是由较为分散的区域性交通职能集中到某一有利地点，如晋中南及晋西地区的汾阳、平遥、孝义、介休的公路运输职能转变为介休的铁路和公路综合职能；有些是替代了邻近的“水码头”或“旱码头”，如原平与代县、阳泉与平定、侯马与新绛等；有些则是承担原有交通中枢的部分职能，如榆次与太原。无论形式和情况如何，现代枢纽城市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职能继承关系。四是城市一区域关系密切。一般说来，交通枢纽城市大多系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的区域影响不仅体现在交通和运输领域，而且更多地反映在工业、商贸、文化、行政、科教等方面。依托便捷的交通联系，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产品等不断地向外辐射、扩散、传递，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枢纽城市职能发育相对齐全，城市与区域之间又有各式各样的传统联系，地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与区域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城市化进程比较平稳和有序，经济地域结构演进也较为理想。阳泉、原平、侯马等城市发展历史比较短暂，但是邻近的区域格局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区域观念一直比较稳定和牢固，只是区域中心由原来的平定、代县、新绛发生了转移和替代，城市腹地被新的枢纽城市所袭夺和吸引。 2 交通枢纽及其腹地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交通枢纽及腹地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包括交通枢纽的地位和规模、城市发展条件、城市一区域关系、区域经济和历史基础、经济管理体制、城市地位和行政区划等等。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些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效果有着明显差异。但是，对于城市化过程而言，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和相互关系却是基本相近的。 2.1 区域城市化的动力和相关特征 2.1.1 城市职能的发育成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张 缪尔达尔曾指出，城市成长遵循“循环与累积因果原则”（Principle of Circular and Causation），即一旦某种力触发了城市的成长，由于各产业部门相互联系的性质，将促进其他有关部门的成长。这些部门的成长又孕育着另外一些相关部门的成长。接着又导致新的产业部门进入城市，开始新一轮循环[2]。城市就是在这种累积和循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时会成为城市“循环与累积效应”的重要诱导剂和强大触发力，特别是铁路枢纽对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交通枢纽地位的奠定和交通职能的强化，将会引发商贸业、制造业、服务业、仓储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和经济活动，产生一种显著的循环与累积效应，推动城市的超常规增长。经过多次循环累积过程，城市职能趋于多样化，城市实力与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及在中心地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会相应提高（见图1）。
图1 交通枢纽城市的累积和循环过程 Fig. 1 Circular and causation process of transportjunction city 城市职能与城市规模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的。两者的交互影响过程，可以概括为城市职能“需求—扩张—饱和”模式及伴生的城市规模生命成长规律[3]。其机理在于， 城市出现新的职能或原有的职能扩张之后，便会提供许多就业岗位，直接吸引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形成城市规模的初始递增过程。新生性职能的正常运行，常常需要其他职能的配合，如交通枢纽城市需要相应的仓储、邮电通讯、运输、服务以及交通机械修理等职能部门的协作，这些伴生性职能的出现与发展无疑又一次对城市规模产生巨大的扩张力。与此同时，由于新生职能能动地改变了城市的发展条件（乃至城市性质），便为其他许多产业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点和发展机遇。比如商业、加工工业等派生性职能将会应运而生，它们对于人口集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