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都圈的概念与划分

作者简介:
谭成文(1974-),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已发表论文数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 杨开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 谭遂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内容提要:

辨析都市圈及其相关概念是设立模型划分都市圈的基础。本文进一步明确了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论述可达性和辐射、接受能力对首都圈划分的决定作用。基于重力模型和场强模型,提出了首都圈的划分方法和指标。并对中国首都圈进行科学划分,指出首都圈的功能定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部经济中心、金融商贸中心和外向型简经济中心;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文化中心;中国知识产业核心区和知识经济的发动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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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07(2000)04-0001-07

      首都要可持续发展,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城市,必须依托其周边地区,与其周边地区共同形成首都圈,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我国首都北京面临着严峻的发展与空间的矛盾,借鉴国际上首都圈发展的经验,大力发展首都圈,是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1 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决定因素

      1.1都市圈及其相关概念

      首都圈是一种特殊的都市圈。要明确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首先需要理解都市圈。都市圈这一术语最早在日本使用[1]。50年代,日本行政管理厅将都市圈定义为: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城市(人口规模必须在10万以上)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50年代中期进一步提出大都市圈的概念[2],中心城市人口须在百万以上或是中央指定市,圈内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显然,都市圈是城市能发挥其机能的时候与周边地域所形成的种种紧密联系所波及的空间范围,通常以物流、人流、经济流、信息流等作为研究衡量的指标,都市本身的对外控制能力和经济辐射能力也是其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城市机能“波及的空间范围”,在成田孝三[3]看来,主要是从产业上说的,第二、三产业的部门的活动通过投入或输出劳动、信息等等和外围地区发生联系而形成通勤圈、信息获取圈等。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研究角度。我们也可以从城市综合实力的角度进行研究,即从城市规模(包括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包括科研能力和科技生产力规模)等方面,对都市圈进行研究。城市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城市的等级系统结构,然而一个相互依赖的严格等级结构现实中并不常常存在,因而都市圈的划分标准是因时而定、因地制宜的。我国都市圈研究不多,对都市圈的概念认识也不一致。国家计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6)、李文彦[4]等有过有关经济大区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都市圈还是大都市圈都是指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城市影响地域。然而,随着“圈”被用来泛指任意时空尺度的地域,“都市圈”这一术语也有被用来泛指任意时空尺度的城市影响地域,因而在不同文献中常常把时空尺度不尽相同的地域,主要是大都市区、城市场、通勤圈、都市广域联系圈、大都市带等称为都市圈。为了更为明确地表述首都圈,有必要考察一下都市圈及其相关概念。

      1.1.1 大都市区(Mtropolitan Area)。美国1910年提出“大都市地区(Mtropolitan District)”后来几经变易,至1980年开始实行新标准,称之为大都市统计区(MSA),并一直沿用至今。大都市区一般是指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接社区的组合,通常以县作为构造单元。一个MSA由中心县(Central county)和外围县(Outlying county)组成,中心县可以由邻接的几个县组成。而加拿大的“人口普查大都市区(Census Mtropolitan Area)”,英国的非官方用语“标准大都市劳动市场区(Standard MtropolitanLabormarket Area)”,澳大利亚的“人口普查拓展都市区(Census ExpandedUrban District)”,法国的“集聚区(Agglomeration)”,西德的“都市区(Stadt Region)”,瑞典的“劳动市场区(Labor-market Area)”,均属同类概念。

      1.1.2 城市场(Urban Field)。最初由Friedmann和Miller[5]提出。后来,Friedmann[6]修正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城市场应该看作一个三维概念:1)社会地域子系统(Territorial Subsystem of Society)。城市场是城市之间的功能相互作用的空间延展和空间组织的多中心模式。2)人口空间配置(DensityConfiguration)。城市场人口在空间上分至几个高密度活动束,其周围是由复杂的交通通讯能量流网络联系的低密度开放空间。3)自然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城市场包括室外娱乐等活动所需的永久或暂时的粗放式的土地环境资源,内有一些住宅、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活动所需的一些空间分化的永久性集约利用的土地。但是,城市场不具有明确的统计标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术语在使用中被逐渐推广而偏离了原意,把它与场强理论联系在一起,用于大城市向外的吸引范围。

      1.1.3 通勤圈(Commuting Circle)。由于通勤场的存在,通勤圈内有比较大的日常人员流动,城市被C.Doxiadis称做“日常城市系统(Daily Urban System)”,J·Berry[7]借用了“日常城市系统”这一术语,对美国城市进行了通勤区划。T.G.McGee[8]针对东南亚地区发生的一种城乡劳动力流动频繁的空间类型进行研究之后,将其命名为“Desakota”(城乡混合体)。Desakota与通勤圈类似,不同的是,T.G.McGee还通过劳动力人口密度、耕作方式、劳动力价格、距离大城市远近、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特征来描述界定之。日本学者成田孝三[3]在研究都市圈的时候,认为,在大都市外围应该有一个比日常通勤圈更大的联系圈域,并称之为“都市广域联系圈”。他以大阪广域联系圈研究为例,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明都市广域联系圈:劳动力流入圈(人流圈)、批发零售圈(物流圈)、中枢管理机能圈(中心职能圈)、电话交流圈(信息流圈)。

      1.1.4 大都市带(Megalopolis),由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于1957年提出,指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密切交互作用的多都市区城市地域。大都市带内必须有密集的城市、多个都市区、中心城市之间便利的交通走廊以及巨大的人口规模。一般来说,在都市带还是国家的核心区域。

      1.2 首都圈

      首都圈实际上也是一个都市圈。首都圈是以首都为中心,可以为全国提供政治功能服务的特殊的都市圈,同样以人流、物流、信息流、经济流为划分标准,从城市规模、科技水平等方面进行研究。首都圈具有两个明显区别于其它都市圈的特征:一是以首都为中心城市,具有强大的政治服务功能,二是在首都圈内首都邻近地区密布着许多国家机关和政治机构。在国外首都发展中,这种依托首都圈促进其国际化进程,并成为首都迈向国际城市重要空间基础的实例比较多,包括韩国汉城首都圈、英国伦敦圈、日本东京圈等。其中,以日本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最具代表性。日本构建首都圈的目的,是要通过首都圈的运作实现中心城市东京的功能疏导与重新组合,扩大城市功能调整的空间幅度,减轻首都由于高密度发展带来的压力,同时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首都圈的概念在中国城市化历史上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在中国的封建皇朝,国都周围地区一般被划为“京畿”,并直接由主管京师的官员管治。此范围内许多城镇和军事重镇作为京师的拱卫及物资供应基地。在古代周王朝初期,燕的国都蓟城就拥有一个四周的辅助城市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首都圈;由辽代起北京成为全国国都,至清代,其首都圈越来越大。在清代它成了经北京为中心的,半径为300-400km的城市群,包括了周边重要城市保定、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和张家口等。这些城镇有其特别功能(政治、军事、经济、交能)以支援服务首都,使其得以发挥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我国对于首都圈没有过系统的研究,仅有过规划实践(1982年北京市总体规划)。1991年在天津召开了一个有关研讨会,认为我国首都圈有内外两个圈层。1996年北京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提到发展首都圈[9],指的是京津冀地区,并没有科学的划分,只是基于经验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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