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2-0049-07 托洛茨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一个复杂、有难度的课题，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少数专家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基本上对此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总的看，他的思想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他对20年代苏联国情和经济政策的认识也不符合实际，但其中不乏有合理甚至深刻之处。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作分析，笼统地说他是极“左”代表未必客观。 一、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1919年冬至1920年初，托洛茨基在乌拉尔领导经济工作期间就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国内战争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为了经济的振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入个人利益的因素，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1]。他在1920年1月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出了克服危机的两条新政策，一是用征收粮食税的办法取代余粮收集制；二是建立工农业产品间的商品交换制度。这与列宁一年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是大体一致的。应该说，当时战争大局已定，政策的转变已有可能。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还沉浸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中，以11票对4票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案。1921年3月，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托洛茨基是积极支持的。他后来回忆说：“列宁起草了头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2]他开始热情地研究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在党内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还撰写阐发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小册子。在1923年5月俄共（布）十二大上，托洛茨基在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就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直到1927年，他仍认为国民经济恢复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3]。事实说明，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几年，托洛茨基思想的转变是比较快的，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也有一些深刻之处。 关于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实质，托洛茨基主要是从苏俄经济发展的状况、内在要求方面进行研究的，强调的是国家经济落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缺乏经济根据。他认为，取消商品、货币关系，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虽然能保证战争的需要，但是却不能解决组织、调节经济活动的大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在经济和管理能力上都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在党的十一大上，托洛茨基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时指出：“我们是从什么开始的？我们是从……在经济政策里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实行急遽而不妥协的决裂开始的。原先有过市场——现在取消，自由贸易——取消，竞争——取消，商业计算——取消。代之以什么？集权主义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分配一切，组织一切，操心一切：机器运到哪里，原料运到哪里，成品运到哪里……由统一的中心通过它的负责机关来决定，来分配。我们这个计划碰壁了。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这个准备，或者用列宁同志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低……这么说来，我们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只谈经济方面，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承担了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国家的现有条件下，在它自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水平的现状之下，它没有能力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4]所以，必须向商品市场关系求助，通过经济利益机制使无产阶级国家与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托洛茨基说，“新经济政策是走上新轨道的过渡，正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更正确的关系”[5]。 1921年秋后，托洛茨基认识到，新经济政策不只是对农民和各种私人资本的让步和退却，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改变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营观念，把它们的活动确定不移地放在市场的基础之上。他在1922年写成的、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提出，新经济政策也是使国有工业重振旗鼓的政策，它为工业发展提供的环境要比为农业更为有益。他说：“为了使每一个企业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有计划地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允许它们有一个在市场条件下从事活动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将持续许多年。在这许多年中，每一个企业或一类企业必须适当地适应市场，并接受市场对它的控制。”他认为，“由市场加以控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对农民让步，但它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意义一点也不小于前者。[6]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上，托洛茨基又详尽发挥了上述思想。他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并不单纯因为城乡关系。它是国营工业发展的必要阶段。在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一切经济关系由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和实行公有的计划经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7]他以集中化程度最高的铁路部门为例，说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单一的工厂、应从单一的中心以实物方式进行管理的观念是不对的，这只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长时间里，市场经济及其方法对于国营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必要性，首先不取决于在国营企业之外有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而在于国营企业自身独立经营、追求效益的需要。他强调，经济刺激对于国有化了的企业，如同对于农民经济一样，是管理经济的有力杠杆，而市场机制可以很好地为这一目的服务。这里，托洛茨基突出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利用市场关系和利益机制促进经济的发展，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看法说明他已不是从进攻、退却的意义上理解新经济政策，而是把它作为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这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与列宁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在当时俄共（布）党内能达到这种认识境界的领导尚不多见。 所以，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既是为了满足私有制经济的利益要求，也是为了激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之间长期合作、斗争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市场。他在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上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自己在同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阵地。我们建立了这个阵地，使之合法化；我们就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严肃长期的斗争。”[8]这样，在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成分将日益显示出优越性，逐步改造、排挤、战胜私有制，最终确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体。在他看来，这是个长期、自然的过程，不能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取消各种私有经济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