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4-0432-09 启蒙运动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欧洲各国造成的政治影响是不一样的。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一场“自下而上”的市民革命准备了思想前提；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而是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准备了思想条件，并长远地影响到“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 这种比较与反思对于加强历史性问题的意识是有意义的，但同时也使得分析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特点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普鲁士能成为整个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心的历史背景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启蒙思想家来源于哪些社会阵营？又在哪些社会阶层身上找到了回声？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目标？运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又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腓特烈大帝是如何请教启蒙思想家的？普鲁士的改革政策与启蒙运动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本质特点。因此，在研究19世纪以后的德意志现代化特殊发展道路以前，先澄清这些问题非常必要。 一 18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其政治版图是分裂化的。300多个大小邦国、宗教诸侯领地、帝国城市、独立城市在各自为政，并维护着对各地邦君或统治者的忠诚。这种政治分裂化给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 首先，与英国、法国、瑞典、俄国等这些周边邻居们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化相反，这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经历的恰恰是一场中央权力的瓦解过程。早期近代中央集权式主权国家的形成只发生在邦国地方性区域空间，而不发生在全帝国领域。因此，当启蒙运动从荷兰、英国兴起，继而在法国形成中心并向欧洲各国广泛传播时，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要想发展成一场影响遍及全帝国的民族性运动十分困难。 其次，自宗教改革以来，教派的分裂像“乘数”一样加剧了已有的分裂，这使得德意志各邦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观念、行动、经历上都彼此不同。加之，德意志缺乏像巴黎、伦敦那种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首都，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整个启蒙运动联络上的困难。因此，在德意志空间里，要想兴起一场方向一致的启蒙运动，需要各地的启蒙思想家跨越很远的思想距离才有可能。 其三，极为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存在于德意志各邦国、宗教诸侯领地、帝国城市、汉萨城市、伯爵领地之中，这种多样化与区别化导致了德意志社会结构严重的非匀质性，并涉及到一个具有非匀质性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与其他西欧国家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不同的是，在德意志的“第三等级”内部，既有18世纪中人们通常谈论的“自由帝国城市”那样的“老城市共和国”中的市民阶层，也有社会状况、心理状态、政治观念上完全不同的“汉萨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更有与前两者都不相同的诸侯国都城中的市民阶层[1](P.268)。从整体上讲，这个具有非匀质性的“第三等级”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与工业化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作为民族统一体的成长方面，都比西欧各国中那些具有匀质性的“第三等级”要落后得多。他们被各不相同的城市法令、行会法规捆扎在这个等级制社会里，而他们在社会能动性与社会行为准则上各具特色的区别，来源于不同经济领域——手工业或贸易——的所属性。这种区别使他们难以对启蒙时代的德意志发挥整体一致性的正面影响。 这就导致了一种对德意志历史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局面：对德意志空间来说，恰恰是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新教邦国里，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为发达、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邦国里，一个新阶层——“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Bildungsbürgertum)——的形成，才对启蒙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平民出身而又受雇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学者、作家以及出版商是属于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并以特殊的方式区别于各种形式中的老市民阶层。尽管他们在传统的等级社会结构中没有明确固定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正是他们的动力与能动性，才突破了等级制秩序凝固、静止的状态[2](P.34)。首先，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如在金融业、纺织加工制造业的技术中，专制主义的国家需要这个新阶层来发挥他们具有开创性的积极性，从而将重商主义政策推向前进[3](P.57)。但更为重要的是，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纳税体制，必须依靠这个日益成长起来的新阶层。而这个新阶层的成长一方面与专制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直接关联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专制主义的发展也为这些平民子弟提供了有限的上升机会。从更长远的政治前景来看，这个专制主义国家也只有借助这个新阶层的帮助，才能插手地方管理，并通过中央管理，从普鲁士邦国议会手中剥夺那些享有等级特权的乡村容克贵族手中的权力。因此，不是那些“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而是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成为了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化因素。 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与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个进程尽管不源于启蒙运动，但它与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意图是相一致的：“使统治理性化、反对等级制、提高社会能动性”[4](P.86)。它服务于一场局部性的现代化，这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增长人口、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税收，以达到服务于整个国家的一体化、确保已占有的版图并扩充版图的军事、外交目标。 这场局部性的现代化导致了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的长期侵蚀，它使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里与开明专制主义目标同走了一段路之后，终于成为了开明专制主义“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 二 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社会载体究竟来自于哪些职业阶层呢？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杂志——《柏林月刊(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撰稿人的社会出身，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这300名撰稿人中，80名学者组成了最大的集团，占有27%的份额，他们是大学与人文中学的教授及各级教师；60名国家官员组成第二集团，占有20%的份额；50名神学家、教士、牧师等神职人员组成第三集团，其份额也占近17%；另有45人出身于贵族或上层贵族并构成第四集团，这个15%的比率超过贵族在总人口中比率的数倍；剩下的20%，由来自其他各社会职业阶层的近60人组成，其中包括15名“自由职业作家”、10名军官、7名书商和银行家在内[1](P.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