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1)03-0098-04 罗素曾经指出：在希腊文明兴起之前，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但其中却始终缺少某些因素，直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例如：埃及和巴比伦人已经有了算术与几何，但主要是凭经验的，而从一般的前提进行演绎的推理，是希腊人的一个贡献，恰恰正是因此才使数学运算变成了理论科学。[1](P24)对于希腊人的这种贡献，我们不能满足于他们是天才的谈论，而应该有一些理性的思索。本文期望通过对古代希腊科学的一些分析，来加深对古希腊文明的理解。 一、古希腊科学中具有现代科学的萌芽和基本方法 古希腊科学与现代科学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英国学者基托曾幽默地写道：“假如泰勒斯能遇见一个十九世纪的化学家，并且听说构成世界的元素有六十七个（或不管是多少个），他会反对说，这也太多了。而假如他能碰到一个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并听说所有这一切真正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组合而已，他或许会回答道：‘这就是我经常说的’。”[2](P232)这一番话所暗示的正是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之相通。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有几条十分重要的东西：(1)宇宙是有规律的，它是遵循着法则的，因而是可以解释的。这一观念早在荷马时代便已产生。在荷马看来，在众神背后有一种幻影般的力量（尽管有时它被看成与众神同一），他称之为ananke，必然(Necessity)，这是一种甚至连众神也不能违背的自然秩序(Order)；(2)万有，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万有，必定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可知的，并且是单一的，物质所显现出来的多样性，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终必复归于一。(3)宇宙的本质是变化的，万物处在瞬息变幻的状态中。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就是这一观点的表述[2](P228,232,235)。这些正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上的共通性，从古希腊科学中便可以找到现代科学的萌芽形态和基本方法。波普尔指出：“也许巴门尼德并不是一位物理学家（不像他那些伟大的伊奥尼亚先驱者），但我认为他可以说已经创立了理论物理学。他提出一种反物理的（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物理的）理论，然而这个理论却是第一个‘假设—演绎’体系，这是一系列物理理论体系的开端……”。“德谟克利特的变化理论对于物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德谟克利特的一切变化是必须用运动来解释的形而上学理论，却成为直到我们现代的物理学中默认的研究纲领。”“柏拉图鼓励制造世界的几何模型，特别是解释行星运动的模型。我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并非（为现在通常所假定的）作为一种经典几何学的运用，而是作为一种世界理论的研究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物理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吉尔伯特，他们离开亚里士多德转向柏拉图，企图用宇宙论的几何方法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质的实体潜能。的确，这就是文艺复兴（在科学上）的基本意义：几何学方法的复兴，它成为欧几里德、亚里斯塔克斯、阿基米德、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尔、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著作的基础”[3](P110,113,123)。这些，表明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早期希腊哲学家在试图理解与解释自然界的时候，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原始的神话创造者们的解释体系，他们用一些简单得多、也更容易理解的体系向传统挑战，而“我们所称为‘科学’之区别于旧的神话，不在于它跟神话截然不同，而在于它伴有第二级传统——对神话进行批判讨论的传统”[3](P178)。古希腊人的这一发展为现代科学“猜想—反驳—证伪—创新”这样一个思考过程奠定了基础。可见古希腊人的概念和理性中包含了现代科学的内核要素。 二、古希腊科学与哲学是协同演化而共同繁荣的 东方的科学是出于实践的需要，是由经验的积累而成的，只有应用科学而无理论科学，甚至只有技术而无科学，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科学与哲学是分家的。东方早期的哲学大多是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而自然哲学则是较晚的时期才出现的。这一特点正好同希腊早期的哲学相反，希腊哲学同科学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在古希腊，正如罗素所说：“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索。”[4](P3)从根本上说在于科学、哲学是同源的，它们都孕育于巫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点，不仅为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所证实，也为科学史家所认同[5](P27)。从性质上说，巫术是一种操作系统，其目的在于控制自然和驾驶自然。在这一点上，它与科学有了共通之处，弗雷泽认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变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它们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巫术同科学一样都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6](P76)巫术作为原初的社会意识形态，以自己所独具的方式对自然、人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充斥着神秘性，并把种种因果关系看作是由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控制的。尽管如此，它的解释功能却使它与哲学也有了共通性。弗雷泽说：“巫术，是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6](P20)这种陈述所包含的解释性，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原初的哲学。由于发生学上的同源性，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几乎是二合一的。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同时也是第一位科学家。不仅如此，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物理学家”，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专著也被称为《物理学之后诸篇》（即中译本《形而上学》）。 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反映了哲学不仅是一个解释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而且它对自然、人事所作出的解释，往往蕴涵着真理，这便使它同时也是一个前科学系统，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真理往往出自哲学的思辩性的猜测；另一方面，正如希腊人所指出的，哲学是为其自身需要的一种猎奇活动，而科学精神则是一种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执着，正是这种猎奇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的寻根究底的执着，产生了科学。法国学者韦尔南指出：“公元前六世纪初，在伊奥尼亚的米利都、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人创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他们把自然当作对象，进行了非功利性的系统考察和总体描述，对世界的起源、构造、组织以及各种天气现象提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完全摆脱了古代的神谱和宇宙谱系的戏剧性形象：……对于神话思维来讲，日常经验要与诸神‘最初’完成的典范行为相比较，才可能获得说明和意义。在伊奥尼亚人那里，比较的基准被颠倒了：最初的事件和产生宇宙的力量是依照人们今天观察到的事实来设想的，属于一种类比性质的解释。”不仅如此，“‘逻各斯’仿佛突然脱离了神话，就像盲人突然看见了光明。这道理性之光被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似乎应该始终不断地照耀人类思想的进步。伯奈特写道：‘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为后来的科学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7](P90)早期的希腊哲学诚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多数是发明出来的“新的神话”。例如：泰勒斯说：“大地像一条船一样由它下面的水支持着，而当我们说发生一次地震时，大地是由于水的运动而摆晃。”[3](P194)按照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大地……不由任何东西支持，但由于它同一切其他东西的距离都相等，所以它保持静止不动。它的形状……像一只鼓……我们在它的一个平面上行走，而其他人正在相反的一面”[3](P194)。阿那克西美尼认为空气是宇宙的始基。这空气在种类上是不定的，但因其所具有的性质而定，一切存在物都由空气的浓厚化成稀薄化而产生。运动是永恒的。大地的第一次进于存在是由于空气的压缩。大地是扁平的，因此为空气所支撑着。至于太阳、月亮和其他星辰，都是从大地产生出来的：所以他把太阳看成一块土，由于它的运动而获得一种完全相称的热[8](P12)。诸如此类的奇思妙想，我们自然只能把它视为“新的神话”，因为它是不可能借助观察而获得的，也不可能加以实证。然而值得重视的则在于：(1)他们所作出的这种种猜测本身不但需要类比，需要推理，而且还必须通过思维活动进行论证，而这种辩证的思维活动只能在思维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这样，抽象思维便得以发展起来。(2)随着抽象思维的发展，前逻辑思维便必然为逻辑思维所取代，正是这个缘故，“逻各斯”也具有了新的含义。最初的"logos"是指“讲话”、“话语”，而此时则具有了“知性”、“理性”的意思。不仅如此，逻各斯还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驶一切的思想”[8](P18,22)，也就是逻各斯。(3)一个“新的神话”一旦被制造出来，必然引起人们的批判讨论：由于思辩思维、理性思维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工具，因而在相互辩难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对方，而使用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这就是演绎法和归纳法日渐成熟起来。凡此种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理性主义的形成，科学的必由之路便是由此而开拓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