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指二战后形成的各自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除采取直接交战方式之外的全面对抗。它始于战后初期，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四十多年。东西方冷战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冷战的影响，至今余波犹存。本文将对冷战起源的研究情况加以概述，以使史学“鉴往知来”之功能得以发挥。 关于冷战史研究，重中之重是起源问题。中外学者、政客围绕着在冷战起源中各大国应负何种责任，起了何种作用；谁是主动挑起者，谁是被动应战者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美国霸权论”。持此观点者多为苏、中学者，也有部分西方学者。苏联学者认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建立世界霸权，积极推行反苏反共的政策，一手导演了冷战（注：参见[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章第4节。）。中国学者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竺培芬认为，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是二战后期两国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利害冲突的延伸。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注：竺培芬：《冷战起源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张宏毅、董宝才指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并指出，雅尔塔体制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冷战局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注：张宏毅、董宝才：《也谈二战后期冷战的责任者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 美国修正学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应对战后美苏关系的破裂负主要责任，阿尔佩罗维茨、霍罗维茨、威廉斯和费波等为其代表。阿尔佩罗维茨认为，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并不是处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要向苏联炫耀实力，希图以此使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有所收敛（注：参见Gar 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Hiroshima and Potsdam,NEW YORK,1965.）。霍罗维茨认为，杜鲁门上台伊始就改变了罗斯福的对苏怀柔政策，是美国分裂了战时同盟，发动了冷战（注：参见David Horowitz,The Free World Colossus:A Critique of American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NEW YORK,1965.）。威廉斯等人认为，二战后美国所推行的是一种对外经济扩张的政策，目的是占领海外市场，建立世界霸权，于是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开始（注：参见Willima A.Willima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Cleveland,1959;Walter Le 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NEWYORK,1967;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America Foreign Policy,1938-1970,Baltimore,1971.）。60年代末，美国新左派史学家也同样强调，“至少是美国决定了冷战的发展进程”，因为“它比苏联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去影响冷战的发展”（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其二、“苏联扩张论”。此观点流行于西方政界与学界，特别为美英史学家与政客所乐道。西方政客的“铁幕演说”、“八千字电报”、“多米诺骨牌理论”、“烂苹果理论”、“杜鲁门主义”等等，全都渗透着对苏联扩张的忧虑和恐惧，认为必须对苏联进行遏制。西方学界则配合政客的需要，大力抨击苏联，把冷战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苏联头上。西方传统学派表现尤甚，他们指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美国仅仅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从而保障“自由世界”之安全。其中，美国传统学派围绕具体问题又分成三个流派：一派为保守主义者，他们谴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明确认识到并采取果敢的行动以制止苏联征服世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东欧和中国交给了苏联，而杜鲁门则在随后而来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表现调和并优柔寡断；自由主义学派则为美国冷战政策辩护、喝彩，他们否认罗斯福出卖美国的利益，歌颂杜鲁门主义是抑制苏联的扩张和最终战胜孤立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开端；现实主义学派同样把冷战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扩张，特别把斯大林在东欧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行为看作是冷战的重要起因（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修正学派否定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对外政策是温和、审慎和防御性的，斯大林实际上没有希特勒那样野心勃勃，试图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早已拟订好的征服世界的方案，心里想的主要是防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修正学派的观点遭到各方的批评，施莱辛格就指责修正学派没有看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攻击性，认为美国的友好与慷慨行为并没能改变斯大林的猜疑，未能改变苏联的扩张政策（注：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46(October,1967).）。 其三、“美苏共振论”。我国学者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沈志恩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注：沈志恩：《冷战起源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叶江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入手详细探讨了苏美在冷战中的责任。他认为，在斯大林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张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注：叶江：《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玮则从美苏的传统外交政策出发考察了冷战的历史根源，认为二战后敌对状态的产生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从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原则的冲突不仅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注：王玮：《美国对外政策的悲剧——论冷战的历史根源》，山东省历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委员会2000年会提交论文。）。张盛发分析了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以此说明苏联与美国一样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杨铮认为，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引发了冷战（注：杨铮：《试论均势原则与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高明振则认为，冷战是由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引起的（注：高明振：《冷战起源探析》，《华中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