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特鲁多和米洛舍维奇联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共同点，而是因为这两人的政治生涯形成了鲜明对比。特鲁多在风雨飘摇中拯救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族际裂隙瓦解了南斯拉夫。 加拿大法裔人集居的魁北克省，一直是国家统一的大问题。60年代末，魁北克涌动着独立的疾流，罢工、示威、骚乱连续不断。外面还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1967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魁北克，受到狂热的欢迎，他在魁北克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对着欢迎人群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在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的关头，加拿大英裔居民表现了极大的政治智慧——他们于1968年选举了魁北克的特鲁多作总理。 特鲁多本身是魁北克法裔人士，这在策略上非常重要。1970年10月5日，魁北克分离主义者绑架了英国贸易代表James Cross；10月10日，他们又劫持了省劳工部长Pierre Laporte。分离主义者甚至在群众集会上进行模拟审判。10月16日，特鲁多的联邦政府反击了——他的反击，今天大概没有哪一个西方政府敢执行，幸亏那是30年前的事。特鲁多在魁北克实施二次大战时的战争法规，出动军队封锁道路，保护政府官员；警察一举逮捕了468名煽动暴乱的嫌疑犯，并全面搜捕杀害了Cross和Laporte的恐怖分子。刚露头的暴力火苗，被及时扑灭。 如果是一位英裔总理如此痛下重手，加拿大或许就分裂了；最低限度，魁北克大概也会像英国的北爱尔兰或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那样，成为流血事件充斥的政治地震带。也正是在1970年，在停顿了近10年之后，北爱尔兰共和军(NRA)重新发起武装斗争。而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祖国和自由”(ETA)于1959年成立后，是在1968年爆炸他们第一颗炸弹的。当时，正是西方分离主义组织开始恐怖活动的年代，意大利红色旅、西德红军等恐怖组织也即将进入暗杀高峰。加拿大幸运地避过了这一劫。 南斯拉夫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是一次大战后才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匆匆拼凑起来的。能从二次大战后一直维持统一到80年代末，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总统兼共产党总书记铁托(1892—1980)是占人口总数20%的克罗地亚人，而不是占人口总数36%的塞尔维亚人。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并不是很愿意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共组国家，但是铁托毫不留情地镇压自己民族的分离倾向，至少保证了各民族表面的团结。 在去世之前10年，铁托就开始准备后事。1970年，他建议成立联邦大主席团，南斯拉夫联邦的6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蒙特尼哥罗）和两个自治省（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伏伊伏丁——匈牙利人）各有一成员，由当地选出。大主席团主席由6个共和国的总统轮流担任。两个自治省在名义上属塞尔维亚，不担任主席一职。这一安排在1974年写入宪法。同时，他把很多权力下放给联邦各共和国。铁托希望，在他身后，各民族间的权力平衡能够继续维持南斯拉夫脆弱的统一。 强人一去万事空。铁托死后，民族主义迅猛发酵。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上台后，先是取消伏伊伏丁的自治，在1989年又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加上塞尔维亚与蒙特尼哥罗的传统关系，他实际上控制了大主席团一半席位。铁托精心设计的权利平衡被米洛舍维奇精心摧毁了。别的共和国当然不干，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首先宣布退出联邦。开始的时候，西方各国还是很慎重的，谁都不愿捅巴尔干这个火药桶，没人承认斯、克的独立。但是，德国有几百万克罗地亚人，他们游行请愿，要求德国政府带头承认。克服了邻国种种疑虑、1990年刚刚重新统一的德国，在公众感情上很难拒绝克罗地亚人的民族权利，德国甚至准备单独行动，于是欧盟被拖着承认了斯、克两国，美国接着跟进。铁托的南斯拉夫就此瓦解。 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靠压是压不下去的，特别是当民族主义以“受害者”的姿态诉求“正义”的时候。法裔加拿大人忘不了决定性的1759年阿伯拉罕之战——蒙特利尔城里连男童都踊跃助战，但法国军队还是被英国人打败了，法国的海外“新法兰西”成了英国的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者要独立、要雪耻。 塞尔维亚人也忘不了改写民族历史的1389年科索沃之战——他们败于奥斯曼帝国，后来国土也被吞并。300年后，1689年，萨诺耶维奇大主教鼓动起义失败，率领塞尔维亚人逃出他们的祖居地科索沃。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主教座堂里，至今挂着一幅题为《塞尔维亚人的迁徙》的油画。“前景是一位蓄着胡须的士兵，腰间挎刀，长枪背在肩头，手臂裹在血淋淋的绷带里，坚定地走向前方。在他身后是一对母子骑在马上，马驮的物什便是全部的家当。背景上是成千的塞尔维亚士兵，萨诺耶维奇大主教立在中央，两边是塞尔维亚的旗帜。另一侧是一位老人，轰赶着羊群，身后是坐在木车中的妇孺和老人。那描述的正是塞尔维亚人历史上这最悲壮的一幕。”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要雪耻、要报仇。 如果人人都要追讨历史旧债，天下势必大乱。怎样才能超越历史仇恨呢？哥伦比亚教授萨伊德在《文化和帝国主义》一书中说得好：要超越“我们”和“他们”的界线，认识到所有的文化都是相互依赖的；尽管帝国主义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了种种灾难，到了今天，不管是曾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作为文人，他只能写书，告诉学生应该怎样阅读帝国时代的经典。作为政治家，则必须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的理想，才能整合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