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我国把开发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大西北地区列为发展的战略目标。开发大西北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保护土地的生态环境，减少不良的农田，退田还林、还草、还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土地的盐碱化导致农业的失败。 起源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国、埃及以及古希腊、罗马，并称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哺育了许多农业村落。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历史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虽然苏美尔文明不断向周围扩大发展成为巴比伦文明，并把北方亚述带入两河流域文明圈，但苏美尔人口却似乎在不断减少。在公元前2004年，乌尔第三王朝被伊辛和拉尔萨两王朝所取代。从这一时期开始，以拉旮什、温马为代表的一批苏美尔城市开始走向衰亡。许多城市荒无人烟，最后沦为废墟。新迁入两河流域的游牧部落王朝在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城建立的古巴比伦王朝，战败南方的苏美尔地区的伊辛和拉尔萨王朝，一统天下。随着南方大批城市被逐渐放弃，苏美尔人完全消亡于巴比伦人之中了。在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把两河流域文明推到顶巅后，该地区被伊朗高原上的波斯人征服。公元前331年，代表希腊文明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征服了全部西亚。不久，像一千年前的许多苏美尔城市一样，许多古老的巴比伦和亚述的城市也被陆续放弃，两河流域文明不久便衰亡了。其遗物被埋在沙丘之下达2000年之久，直到19世纪下半叶经考古发掘才重见光明。3000年的两河流域文明灭绝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外部的新兴文明如希腊和伊斯兰文明的征服和取代是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过度的农业开发恶化了先天不足的生态环境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因。1982年，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一书中论述了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并指出这是苏美尔人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南伊拉克（苏美尔）的土地是肥沃的冲积粘土，宜于谷物种植，而气候干旱少雨，灌溉农业则是主要生产方式。然而，土地和河水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子和盐。通常，钠离子和盐被水带到地下水层中，只要地下水位与地表层保持一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水就不能危害农田。古苏美尔人只知浇灌而不知土地中的盐份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输导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使当地的地下水层的盐份逐年加浓。当过度的地表积水渗入地下水时，含盐的地下水位就会上升，在土地的毛细管作用的帮助下侵入地表层使土地盐碱化。从苏美尔城吉尔苏的遗址中，法国考古队发现了从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约公元前2400年）到乌尔第三王朝末（公元前2004年）的大批农业泥板文书。这四百年中的文献告诉我们，从文明一开始，随古代灌溉农业而来的土地盐化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苏美尔的农民和贵族，很可能这一恶性循环最后导致了在古巴比伦晚期（约前1700年）以吉尔苏为代表的大批苏美尔城市被永久放弃。文明的中心由苏美尔转向北方的巴比伦地区使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及其国家过早地灭亡了。一份写于拉旮什王乌如卡基那时的土地吏的文件（注：M.考勒斯基：《古迦勒底薄记经济文件》第1集(M.Nikolskij,Dokumentty chozjajstvnnoj otcenosti drevnei Chaldei)，彼得堡1908年版，第31号文。）列出二块地的盐化面积：258公顷大麦地和约2.8公顷盐化地，盐地为1%；110公顷的大麦地和39公顷的盐化地，盐化面积为35%。另一份文件（注：A.富耶：《前萨尔贡时期文件》下卷(Allotte de la Fuye,Documents Pré-Sargoniques)，巴黎1912年版，第573号文。）则记载了3块农田，其盐化面积分别为20%、40%和100%。一块名叫“老麦田”的农田在城邦时还是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无盐地（小麦不耐盐），经过了300年浇灌后，当它再次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1-2004年）的文件里时（注：M.哈斯塞：《哈佛塞姆博物馆中的楔文泥板》下卷(Mary Hussey,Sumerian Tablet in the Harval Semitic Museum)，哈佛大学出版社1915年版，第27号文。），已有6%的面积盐化了。写于伊比辛（公元前2027年）的一份文件（注：L.莱格瑞因：《乌尔发掘文件》第3卷(Léon Legrain,Ur Excavation Texts,vol.3)，大英博物馆1937年版，第1369号文。）告诉我们，库阿腊城的一块259公顷的农田竞带有162公顷的盐水池。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巴比伦时期，苏美尔故地土地盐碱化给国王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被认为是诸神对人类罪行最严厉的报复之一。在巴比伦王马尔杜克阿帕拉伊丁奖给大臣的石刻地契中（注：V.塞勒：《波斯发掘备忘录》第6卷(Vincent Scheil,Memoires de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e Perse)，巴黎1905年版，版图11。），对背约者的诅咒是：“愿阿达德，天地之渠长，使碱土围其田，令大麦饥渴，绿色永绝！”另一王的石契碑（注：莱奥那得·金：《大英博特馆中的巴比伦界碑和纪念泥板》(Leonard King,Babylonian Boundary-stones and Memorial Tablets in British Museum)，伦敦1912年版，第68-75、79页(Nabu-Mukin-apli)。）的诅咒为，“愿阿达德败其田，绝粒麦于垅上，生碱草替大麦，取碱土代清泉！”远在北方的亚述地区，雨水充足无需浇灌，农田盐碱化不甚严重。但亚述王知道盐碱地的可怕后果并以其为手段惩罚反叛的城市。阿达德尼腊瑞第一（1307-1275年）和其子沙勒马那沙尔第一（1274-1245年）都在铭文中声称：“我征服并催毁了（敌）城（Taidu和Arinu）后，把盐碱液播撒于其上。”（注：阿勒波特·格瑞森：《亚述王铭》第1卷(Albert Grayson,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威士巴登1972年版，第393节，注528节(Kudimmu)。）600年后，阿淑尔巴尼帕（公元前648-627）在毁灭埃兰后，自夸道：“我使埃兰各地荒无人烟，并散布盐和芥草于其上。”（注：马克辛连·斯特来克：《阿淑尔巴尼帕和晚期亚述王》(Maximlian Streck,Assurbanipal und die letzten assyrischen Konige)，莱比锡1916年版，第56页79行、119页14行(Tabtu)。） 苏美尔地区农田盐碱还反映在当地的作物品种和单位面积产量上。在文明刚出现的乌鲁克文化遗物中发现装小麦的容器(74)和装大麦的(43,39)差不多（注：托基德·雅可波森：《古代的盐化地和农业灌溉》(Thorkild Jacobsen,Salinity and Irrigation Agriculture in Antiquity)，马里布1982年版，第23页。）。当土地开始盐化后，不耐盐的小麦开始逐年减少。在公元前2400年吉尔苏的几块地中，小麦占16%，其余则是大麦。在约一百年后的阿卡德时，小麦降到3%。据一份乌尔第三王朝的文件，此时在吉尔苏的一块地中小麦仅占1.8%（注：托基德·雅可波森：《古代的盐化地和农业灌溉》，第26-30页。）。随后，在苏美尔地区人民几乎不能种植不耐盐的小麦了。尽管大麦比较耐盐，但土地的盐化会减少它的产量。吉尔苏出土文献表明：约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到公元前2100年，降到1460公升。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完全被弃，土地已经严重盐化了。此时，其邻近的拉尔萨城某一地区的大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注：托基德·雅各布森：《古代盐化地和农业灌溉》，第39-43页。）。 直到近代，南部伊拉克的农民一直和土地盐碱化作斗争。他们长期的实践表明，每季的休耕种草可以减慢含盐的地下水位上升。当因多年的浇灌使地下水终于达到地表并使农田完全盐化时，他们就完全放弃了这些劣质农田。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干燥，当地下水位降到相当的深度时，后代农民会再次回到这些休养好了的土地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同时崛起于古代世界，源远流长，自强不息，历尽磨难，长存凤凰之涅槃，以至今日。当今世界，西方物质文明如日中天、咄咄逼人。对比之下，第三世界人口爆炸，生态环境逐日恶化。中华文明的各族儿女将长期面临着这两大事关存亡之挑战。我们只有加强与西方文明的竞争意识，保护和治理好我们的生态环境，才能使古老的中华灿烂文明与世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