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名鼎鼎的阿克敦爵士于20世纪初主编的《剑桥近代史》问世以来，“剑桥”就成了国际历史学界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随后陆续出版的冠以“剑桥”的断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卷卷堪称学术精品，始终被知识界置于有关专题的主要参考读物清单之列。 “剑桥”成了出版界的名牌，自然引来了不少刻意仿效的东南北施，甚至剑桥的姊妹校和老竞争对手牛津也搞出了一套“牛津”史书系列。但迄今为止，就通论性质的大型历史书系而言，没有哪家的产品胜过剑桥。究其原因，不外是剑桥史书编纂难度相对较大，编纂周期较长，一般急功近利的出版社不愿也没有能力仿制。以作者队伍来讲，剑桥史书的主编和撰稿人均为欧美史学界某个研究方向的带头人，都是货真价实的一流学者。比如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剑桥古代史》，主编是饮誉国际史坛的伯里、库克和阿德考克三位史学大师，各卷章节的撰稿人无一不是欧美学界已经成名的专家。待时钟转到50年之后，新版多卷本《剑桥古代史》同样集合了欧美各国的史学骄子，包括牛津大学的路易斯、鲍德曼、哈蒙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奥斯瓦尔德，多伦多大学的格雷森等人。剑桥史书不以是否剑桥教授取人，而外校的众多大教授又愿意应召到剑桥旗下，这种肚量和巨大的号召力是国外大多数出版社难以企及的。有了一流的作者，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流的学术资源，包括前沿性的知识，如果再佐以足够的编写时间（如二版《剑桥古代史》的编写时间长达20多年）——而不是像我国众多大书的编写那样，弄到一个选题，拉上几个名流充当挂名主编，再凑成一批半生不熟的写手，一两千万字的庞然大物，如催命般两三年便能搞定——焉能写不出笑傲史坛的大作。 此外，讲究质量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对品牌的爱护也值得一提。出版社的老总显然懂得名牌来之不易、倒牌子却是轻而易举的道理，所以近一个世纪以来，该出版社推出了成千上万种史书，能在书名上标示“剑桥”字样的也不过十来部。剑桥的这种名牌战略和策略，应该受到苦心孤诣地试图创出名牌的我国众多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但以往的剑桥史书也有它的局限，就是过于专业，书中充满了繁琐的考据和引证，到处是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符号以及精致的图表。加之每部书都篇幅巨大，即使是专业人员，若无相应的对某个研究方向的知识准备或全面的兴趣，耐心读完全书或读懂全书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这类史书通常只能在象牙塔里流行，或者装饰在附庸风雅的购书者的书架当中，其印数和社会价值因此也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这种现象无论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是历史学科而言，都不能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因为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负起广泛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社会责任。 然而，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似乎更注意提高，而忽略了普及。整个西方史学界，也没有对普及工作给以应有的注意，这同自然科学界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自然科学家都很重视向普通民众传播科学知识，他们把这项属于人文主义关怀的工作视为科学家应尽的义务。许多科学家，甚至是超一流的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人，均能够俯下身来，运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普通读者撰写科普文章或书籍，充当科学知识和理性火种的播撒者，担任“院士科普图书”系列或《十万个为什么》之类书籍的撰稿人。而在至今尚被人怀疑并非属于科学家族的历史学的研究者们，却鲜有从事科普活动的要求，并且倘若有某些专业史家撰写一些通俗历史读物，还可能受到同行的所谓不务正业的指责。 这种“正业”意识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自19世纪开始，历史学便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速度加快，程度的加深，国民普通教育的需要，逐渐变为少数专业人员的领地，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的学术范围、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评价标准和表述术语。其历史后果之一就是曾经在两千年里驰骋史坛的业余历史家先后被专家学者排挤出局，以专著和论文为代表的史学成果代替了业余史家的叙述性史书，成为人类社会中极小部分懂行者的精神食粮，历史学因此也从常人之学堂而皇之地上升为历史科学。这当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人类的自我认识需要日益准确、深入、系统和精致，而缺少系统训练的业余史家是很难胜任这一使命的。但人类史上也很难找到没有副作用的进步，人类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她的任何行为均或多或少地会带来有害的后果。比如史学的专业化、概念化是以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文学审美和常人之学的丧失为代价的，这就使专业化的史学始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如何像前专业化时期的史学家那样，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读者或公众保持血肉的联系。实际上，没有通畅的社会联系和公众的理解支持，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都不会拥有持久的活力。所以，任何学科都需要承担或者说必须承担向社会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责任，将本学科的价值及研究所带来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各种新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转达给群众。这种科普活动不是一种单向的人文主义的关怀，它还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国外的史学界中的少数有识之士比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20世纪最杰出的思辨历史哲学家之一汤因比，就曾在30多年前亲手把他那部艰涩难懂的大作《历史研究》（12卷本）改写成单卷的插图本，以飨普通读者（注：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版该书的中译本，这无疑是我国读书人的一件幸事。）。我们知道，配图的论说文图书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种编写方式，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准备的读者对形象思维的表述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汤因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插图本中指出图片的重要意义：“配合文字说明的各个插图赋予这部书以新的内容。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表述，再结合恰如其分的画面（其实大部分插图本身就是珍贵的史料），汤因比把自己的深刻历史意识传递给了普通读者，众多西方的专业史家也是通过这部普及本才真正结识汤因比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