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开始的南北对话 自从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先后单独成立自己的政府、国家分裂走向固定化以来，除去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期间，南北双方代表曾进行过唇枪舌战以外，对立双方再也没有其他对话。但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首先是半岛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许多新因素，其次是半岛对立双方内部状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许多变化。于是，对峙双方开启了对话的大门，南北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促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发生变化的国际因素大体有四： 首先是中、苏、美、日大国关系的调整。我们知道，自从近代史开始以来，朝鲜半岛便成为周围大国势力的交叉点和撞击点，一百多年来朝鲜所经历的内争、亡国、光复、分裂无一不同大国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二战结束后世界被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朝鲜半岛双方各属一边。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苏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迅速变为国家间的磨擦。中苏之间由从前的盟友关系变为敌对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由于长期陷入越南战争，到70年代初已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其对外战略不得不进行收缩。面对日益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和咄咄逼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尼克松政府决心打开美中关系。 这样，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迅速改善。随之，中日关系也有了重大发展。大国关系进入了战后以来最为重大的调整时期。其对朝鲜半岛的直接影响是，冷战体制有了重大削弱，三八线正由集团政治的结合部转变为半岛南北双方的分界线。这样，朝鲜半岛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明显半岛化趋向。 其次是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制定“新亚洲政策”。由于美国实力和霸权地位的衰落，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对战后以来美国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进行调整。1969年7月， 他在关岛宣布“尼克松主义”出台，即美国将从越南脱身，在东亚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应自己努力解决本国的防卫问题。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使韩国不得不重新研究自己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北方的政策。而北方也从美国新的东亚政策中看到了机会，半岛双方可以通过改善关系最大限度地走出美国影响的阴影。 影响半岛南北关系的第三个国际因素是，70年代初国际社会产生了一股强劲的缓和潮流。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苏联也在欧洲搞缓和，促成召开赫尔辛基欧安会，使西方承认战后形成的东西边界现状。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关系的缓和，有力地推动着全球缓和趋势。潮流所及，朝鲜半岛南北间也出现一种缓和的要求，用对话代替对抗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从半岛南北双方内部状况看，70年代初也已产生了进行和平对话的迫切需要。 从北方情况看，第一，60年代以来北方对南方一直采取强硬政策，效果并不好。第二，南北实力对比发生错位。停战以来，在南北综合实力对比中北方一直占据优势，但到70年代初情况发生变化，南方超出。如1960年时人均GNP韩国是94美元，朝鲜是137美元，但到1975年时南方已达591美元，朝鲜为579美元。北方在经济发展竞争中的落后，除去体制方面的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每年几近30%的庞大军费开支。朝鲜需要缓和南北关系，把国防费用降下来。第三，美军驻在韩国一直被朝鲜视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尼克松主义出台以后，美国国内产生了从韩国撤军的压力。朝鲜希望通过缓和半岛南北关系，削弱美国继续驻在韩国的理由，促使美国撤出朝鲜半岛。第四，朴正熙的独裁政治已遭韩国在野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韩国朝野矛盾逐步激化。如果南北关系缓和，国家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必将进一步激化韩国朝野对立，有助于朝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在整个对话过程中，朝鲜一直坚持举行有南北各政党、团体参加的“全民族大会”。 从南方情况看，它也有许多需要缓和对话的理由：第一，尼克松主义出台，一直被视为坚强后盾的美国有脱身他去的可能，韩国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安危。朴正熙已深感紧迫，因此提出“先建设、后统一”的口号，亟需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赢得时间，增强自立自卫的能力。第二，自60年代初朴正熙政变上台以来，他通过确立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战略，使韩国经济实现第一次飞跃，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20年来在南北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的韩国，到70年代初已开始在经济实力方面赶上和超过北方。这一现实，极大地增强了朴正熙通过同北方进行和平竞赛取胜的信心。比如：1970年8月15日， 朴正熙在一篇讲话中提出的“南北间进行善意的竞争”。第三，经济的长足发展，使国内市场狭小的韩国产生了海外市场的迫切需要。它需要缓和同朝鲜的关系，进而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为韩国经济开辟广阔市场。因此，朴正熙提出了关于“北方政策”的最初设想。第四，经过十多年富有成效的建设，韩国人民开始享受到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富裕生活。对现有生活的珍视引发出对紧张局势和战争的憎恶，因此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地改善同北方关系、促进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压力。 国际环境的这些积极变化和朝鲜半岛对峙双方的内在需要，使南北间和平对话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