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 1894年9月，法国陆军部情报处搞到一份有人向德国出卖法国军事情报的证据，上面开列了5份文件的清单，但是既没有寄信人的署名，也没有注明日期。当时的法国军队是个排犹情绪激烈的地方，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仅仅因为总参谋部见习参谋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1859-1935)是犹太人，就以笔迹相似认定罪犯是他。但是陆军部的其他一些军官对这一指控提出质疑，于是，只好由专家来鉴定笔迹。但是，法兰西银行笔迹专家和警察厅罪犯人体检测处负责人的结论截然相反。就是在这种证据极端不充分的情况下，陆军部长梅尔西埃于10月15日滥用职权，亲自下令以间谋罪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并秘密单独关押达7个星期之久。12月22日，军事法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罪名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并且革除军籍。转年4月，德雷福斯被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刑。1896年3月，曾经参与了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新任陆军部情报处长皮卡尔，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真正的间谍可能是总参谋部的艾斯特拉齐少校，于是9月3日他向负责处理此案的贡斯将军汇报，希望重审德雷福斯案件。但是，贡斯为了维护军方的面子而不愿重审，甚至为了掩盖此案而将皮卡尔调往突尼斯任职。 面对德雷福斯一案的事实与是非，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再也无法容忍，他们在正义遭到侮辱、良知遭到蔑视、法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毅然挺身而出，展开了营救德雷福斯的努力和斗争。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克雷孟梭给它冠以大字标题《我控诉！》，猛烈抨击军方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为了替卷进事件的参谋部开脱罪责而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左拉的正义之举激励了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人们加入了这一挽救法兰西的行列，从而拉开了围绕德雷福斯案件进行政治斗争的序幕。左拉因此而遭到军方记恨，并且于1898年2月被判处了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被审判使得德雷福斯案件进一步恶化，并且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法国社会逐渐形成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两大阵营，德雷福斯案件由此演变为一个严重的全国性政治事件。 1898年7月，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布里松组成新内阁，但阻挠重审的势力依然强大，重审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继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1899年6月，新的共和派内阁上台，解除了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将军的职务，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国内骚乱。 1903年，德雷福斯在饶勒斯的支持下又一次要求重审，1906年7月，最高法院判决德雷福斯无罪，并授予其荣誉勋章及恢复军职。皮卡尔晋升为将军，后来出任克雷孟梭内阁的陆军部长。经过12年的马拉松式斗争，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注：上述材料详见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41-158页。以及http://www.georgetown.edu/guieu/libproj.htm/The Georgetown(University)Audio-Visual Electronic Library以及www.wfu.edu/-sinclair/dreyfus.htm/The Affair.） 一、知识分子良知的土壤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识分子群体是整个事件的号角兵，他们号召人们捍卫良知，他们认为捍卫德雷福斯的基本权利就是捍卫每一个人自己的基本权利。如果德雷福斯的清白不能被维护，它势必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它会不会导致某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从而罹于灭顶之灾。因此我们要问他们的勇气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勇士，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传统或者其他的原因。 实际上，要寻找法国知识分子勇气的来源又要追溯到较早的时代。11世纪末的欧洲在文化上是罗马－基督教哲学的经院哲学开始步入中期的时代，经院哲学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试图用理性进一步去证明信仰，一般的中国人对于经院哲学往往有误解，以为它仅仅是一个无聊、烦琐的东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在本质上是希伯莱的宗教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理性精神交流并且不断融合的产物。1150年，由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巴黎大学成立，当时开设4门基本课程：神学、法学、医学和文学。这是欧洲大学教育的开始，巴黎大学的模式成为相继成立的其他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模仿对象，我们从这四门课程里可以隐约地看到12世纪巴黎的知识人关注的领域和研习知识的方法。这是一种信仰和理性并重的路径，尤其是法学课程的开设，从波伦亚大学以来研究罗马法的传统就被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法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推理方法或者一种组织思想的方法。它的准则既是知识的，也是价值的。”（注：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87、199页。）这正是信仰（价值）和理性（方法）并重的结果。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中，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必然会发展出最初的自由意志，大学自治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不是有无可能的问题。大学周围因此而兴起的各类沙龙成为大学中人们探讨学问和人生的重要场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黎大学甚至开始对政治发生影响。（注：参见[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第1版，第129页。）我们现在如果要寻找后来法国知识分子何以会对政局发生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影响，就必然要追溯到近1000年以前古老的巴黎，就是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清议已经不是空谈了。 也正是这样的传统给法国带来了相对独立和宽松的舆论空间，伏尔泰时代也好，德雷福斯时代也好，这种空间都是存在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伏尔泰能够狡兔三窟，到处讽刺教会和专制而没有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我们也无法解释左拉以及在他之前许多人为德雷福斯在报纸上公开鸣不平而没有遭到非常残酷的迫害。克雷孟梭并没有因为是《震旦报》的主编而遭到清算，《震旦报》也没有被查封。在别的一些极权国家里。恐怕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而“因为极权者无法在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自由潮流中坦荡地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立法，也无法在违心地以立法形式宣布新闻自由之后坦荡地面对来自人民借助法律的权利主张。”（注：这是沈岿先生的话，我因为无法比他表达得更为精到，只好原话引用，在此谨致谢意和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