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2-0043-06 外债巨大，贸易入超，赤字预算，是明治末年日本国家财政状况窘迫的写照。1911年大藏次官若槻礼次郎对陆军大将山县有朋诉苦道，按此发展下去，政府保有的硬通货不久将消耗殆尽。[1](P100)造成这种局面的近因是输出不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远因却是扩军备战长期压迫财政，而国内市场又因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矛盾而难以健康发育成长。这一看似无可救药的顽症，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天佑”而一举缓解，1917年日本由负债国变成债权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种种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对我们研究社会变迁这一重大问题会有所裨益。 一、“成金”风潮 国家通过投机或冒险转瞬间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逐、利用国家政策的惠泽分羹一杯成为巨富，日语称之为“成金”。按将棋规则，功能最弱子力最低的棋子“步”一旦冲入敌阵，即可获得护卫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力，将棋术语称之为“成金”。所以，“乡巴佬一夜成大富”，是“成金”一语的形象解释。 首先“成金”的是日本国家。据统计，由于向同盟国输出军需品和向美国扩大输出生丝，1917年出口商品价值总额为10.88亿日元，出超额达到6.15亿日元。[2](P284)在超额利润的刺激下，社会生产全面攀升。化学工业、轻工业、电业的产值普遍增加4-5倍甚至更多，钢产量1917年为79.3万吨（世界第9位），船舶保有吨位1919年达到23万吨（世界第4位）。1919年日本的债权余额为13.71亿日元。[3](P136-137)景气条件下，新设企业如雨后春笋，股市亦呈现出活泼态势。全国各大企业的资本总利润率，1914年时仅为8.1%，而1917年和1919年则分别达到20.9%和21.1%。[1](P101)所以，当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率日本代表团出席凡尔赛和会时，已经有资格出席由英、美、法、意及日本五个主要战胜国正副大使组成的十人会议了。 在已经“成金”的国家的带动下，许多企业和个人怀着投机冒险心情，趋之若鹜般地投身于“成金”风潮之中，按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出现了“铁成金”（因经营钢铁而发财，以下略）、“船成金”、“株成金”、“丝成金”等大富小富。和田邦坊的漫画《成金》，将一个手持百元大钞、打算回家的小老头余兴犹足地让三个簇拥在他身边的妙龄女子擦拭皮鞋的画面描绘得活灵活现，尖锐地讽刺了大正初年“成金”风潮所反映的世相。[4](P279) 神户港的铃木商店，在大战之前是一个资本50万日元的贸易商社。战争爆发后，立即从事战备物资倒卖，同时购入了许多船只，数月之间便跃变为资本金数百万元的大型商社。原来在三井物产任职员的内田信也，1913年33岁时退职，自由择业成了一名船舶买卖中介商。1915年开设内田汽船公司时只有1条船，翌年发展为拥有16条汽船的大型会社，公司股票红利竟然达到60%。1918年创立内田造船，有资本金200万日元，人称“船成金”的典型。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企业，不仅趁战争发财使资本金倍增，而且同时完成了向垄断的过渡。三井财阀的资本金1917年时仅为6000万日元，到1919年竟扩至2.7亿日元，1920年时共拥有直系、旁系企业60家以上，总资本金达到5.6亿日元。从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国家或企业，还有普通的劳动者。松尾尊允在《米骚动与劳动者》一书中举例说；“在炮兵工厂能赚钱，在民间工厂也能赚钱。（中略）我拼命干12小时能赚15元。有个家伙好象为了刺激成金的劲头，就包下了一个女人，每天从娱乐店到厂里来回通勤不回家。我从那时起开始有钱，100元、150元、200元，很快就赚了600元。”[5](P3) 一举而暴富的人们有了钱，便过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玩股票、逛妓院、上饭店、建私宅，使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内田信也在须磨建私宅，正厅是一个有数百榻榻米的大客间，人称“须磨御殿”。日本邮船的社长近藤廉平，人称财界的“社长大人”，其公司的股票红利1917年时达到70%，终日穿梭往来于灯红酒绿花间裙下。更有甚者，“船成金”山本唯三郎，因船票暴涨而聚敛了7千万日元的资产，便欲显富斗富。1917年11月，他派200人组成打虎队去朝鲜猎虎，一共打了三十余只猛兽。回到东京后，特意在帝国饭店举办“虎肉尝食会”，招待各界知名人士品鲜。出席宴会者有清浦奎吾等枢密官和陆军大将1人，内阁大臣2人。在通往宴会场的甬道两旁，饰有所捕猎物的标本，凶猛狰狞模样毕露。内有全罗道的虎、弥巴里的猿、永起的豹和金刚山的熊。[5](P14) 一战期间，是日本资本主义大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相继出现的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经济联盟会，是以三井系和三菱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独占性工业组织。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组织的出现，本来是应予以客观评价的现象。然而，“成金”风潮所带来的无序性更需要加以重视。许多在“成金”中迅速崛起的中小企业，因其本身的技术力量和市场占有能力无法与大企业抗衡，便挖空心思在夹缝中投机取巧。其粗制滥造的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充斥市场，甚至输往海外。“太麻烦了，日本的”——这句口头禅竟成了粗劣的日本产品的代名词。失去了有效控制的“成金”风潮，很快就因其虚假性受到人们的批评。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渡边铁藏认为，因“成金”风潮派生的经济混乱分配不公应当由政治家来承担责任。他说：“议会为经济上的幸福阶级四处奔走，相反为经济上的不幸阶级尽心尽力之举却根本见不到”，“政府以巨额国费毫不吝惜地奖励造船、奖励航海，却无视尚有领不到工资的小学教员和因米价腾贵只好少吃的人民”，他大声疾呼“应设立战时特别所得税以平衡社会分配”。他援引丹麦、挪威等中立国征收特别税为证，指出“惟有我国放置战时既得利益者于不顾”，认为这将招致极大的危害。[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