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其羸弱可谓达到极端。在列强中间，除全盘瓦解的奥匈帝国外，俄国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伤最为严重，并且接着还经历了破坏性极大的内战浩劫。20年代开始时，俄国人口比战前锐减4000万，其制造业产出减少八成以上（铁矿石、生铁、钢等关键性产品的产量甚至远不及战前的1/20），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人均国民收入则减少了60%以上（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87),p.321.）。不仅如此，鉴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几年内缺乏足以牢固地控制整个俄国的能力，因而政权的羸弱远甚于这些数字显示的国家的羸弱。 然而，在十月革命后至少四个月时间里，苏俄奉行一种就近期目标而言不仅远超出其能力所及、而且很不符合外部实际的革命外交。这种外交有其理论思想由来，那就是尚待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实践经验来加以补充和修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观（注：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第3节。）。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人的主要社会属性是人的阶级性，而不是其民族性，后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日益失去其原有意义，尤其是“现代工业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注：见《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63页。引语见第262页。）；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矛盾的阶级斗争，而非任何其他因素，包括民族或其国家间的冲突；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两大国际阶级间对抗的结果，它“将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注：恩格斯语，引自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Oxford,1993),p.123.）；反之，单独一个国家内的革命如果不迅速成为国际的，就将被包围它的国际资产阶级摧毁，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直至不仅在一国、而且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夺得国家政权”（注：马克思语，引自Ibid.,pp.123-124.）。诞生于十月革命的最重要政治宣言——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便体现了这些观点。它诉诸于各交战国人民、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而非他们的政府，要求按照民族（即人民）自决原则缔结“公正的或民主的和平”，宣布以公开的人民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号召欧洲各大国工人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实现国际和平和被剥削群众的解放（注：《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65页。）。由其世界政治观和激情所支配，布尔什维克革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否定传统的国际法。沙俄和临时政府签订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包括借款协定）被宣布无效，用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话说，“对我们而言只存在一种条约，它们虽不成文但不可侵犯，那就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条约。”（注：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Harmonds-worth,Middlesex,1971).v.3,p.26.）传统外交及其惯例也遭到同样对待：托洛茨基上任时有一句名言——“我将向各国人民发布几项革命宣言，然后关门大吉”，而他率团同德国人进行媾和谈判期间拒不遵循任何外交礼节一事，仅是苏俄当时在这方面被人谈论得最多的一个例子而已（注：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New York,1995),p.76.）。布尔什维克政权当时最期望、并且尽可能予以鼓动的，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外加作为欧洲革命之援助力的殖民地解放斗争。一方面，他们尚无法想象俄国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战末期在中、东欧有着基于大众普遍不满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它们似乎让人有理由推断革命将在一批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成功（注：Theodore H.von Laue,"Soviet Diplomacy:G.V.Chicherin,People's Commissar for Foreign Affairs,1918-1930,"in 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Diplomats,1919-1939(New York,1963),p.236;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can Era,1890 to the Present,2nd edition(New York,1979),pp.200-201.）。 二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设毕竟是在以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为首要特征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将意识形态期望同冷酷的现实调和起来，是摆在新社会面前的一项基本任务。它从未比在革命的俄国更紧要，在那里更经常的是必要性规定所采取的方向。”（注：Condoleezza Rice,"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rategy,"in Peter Paret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N.J.,1986),P.648.）列宁最早也最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十月革命后两个月，他就强调“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苏俄政策的中心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412页。早在1915年列宁就断言“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得到巩固并经久存在。）。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列宁的政治清醒和坚定，苏俄才以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换取了生存和喘息。在关于是否缔结这一和约的非常激烈的党内争论中，列宁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拯救了新生政权，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苏俄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注：“保护社会主义在俄国国内的现存成果而不去搞世界范围的革命——这是早期布尔什维克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决定。”Rice,"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rategy,"p.649.）。当然，意识形态激情的过度影响并不那么容易消除，1920年间相信并宣布可以用刺刀来输出革命的红军将领屠哈切夫斯基被准许率军进攻华沙，与据信会揭竿而起的波兰工人阶级里应外合。然而，这只是世界革命思想的一番短暂回潮，红军在波兰的败北强化了同苏俄的羸弱相适应、以克服这羸弱为目的的对外政策（注：Ibid.,pp.652-653;Condoleez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in 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1991),pp.148-149;von Laue,"Soviet Diplomacy,"p.279.）。用列宁的话说，这种政策就是审时度势，不惮妥协，逐步积累力量，“在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保持苏维埃力量这一孤岛”（注：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