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几起几落，一直未能进入一个顺畅发展的轨道。两国关系的挫折和倒退使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困惑和沮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关系的特点和实质便开始逐步清楚地显露出来，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也就应该摆脱了简单化的境地。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对如何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一、中美关系缘何波折不断 对中美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这些年麻烦迭起，波折不断。就最近的例子而言，1997和1998年两国元首的互访似乎最终摆脱了冷战后的徘徊局面，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但1999年5月美国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轰炸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倒退，使中美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经过近一年的修复，中美在2000年恢复了正常的互访与对话，但美国领导人在就使馆被炸向中国解释、道歉的同时，仍在人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华贷款等问题上阻击中国，仍向台湾出售高技术武器，仍然声称要“保卫台湾”，为台湾新领导人打气。中美关系何以波折不断？不了解这一问题，就很难了解中美关系的问题之所在，复杂性之所在。 首先，冷战后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基本原因在于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基础的消失。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却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起点。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一直采取一种敌视、封锁、孤立和对抗的政策。美国冷战期间所推行的“遏制”战略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但事实上它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对中国的遏制上了。它在冷战期间所打的两场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可以说都是、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即使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美国仍然抱着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不变。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苏联的扩张势头变得愈来愈咄咄逼人，而美国领导人又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不得不设法从越南战争中脱身时，美国才着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力量对比。在这之后，美国和中国逐步建立起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苏联的对外扩张。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是制约扩张的主要力量，尼克松总统也曾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开辟了70年代东西方“缓和”的新时代。但事实证明，“缓和”只是为苏联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和实施更大规模的战略扩张创造了有利时机。1970年，苏联对主权国家阿富汗入侵为“缓和”时代划上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句号。中美关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断得到发展，即使1980年当选总统的美国保守派代表里根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诚然，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使中国有效地改善了自己的战略环境。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通过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减轻了自己的战略负担，并为80年代对苏联战略上的转守为攻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80年代后期苏联威胁的减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中战略合作的基础开始消失。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美中战略合作掩盖下的矛盾与冲突开始显现出来。美中关系开始出现变化。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恰好为美国改变它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时机，因而美中关系立刻出现了逆转。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美中之间的波折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还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恶劣影响。中美关系成了美国党派斗争的工具。经历了冷战结束之时的逆转，中美关系90年代初期以来还是不断地有所改善。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冷战期间关系战略基础已经消失，但两国在经贸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却蓬勃发展起来，以致于美中关系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已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尤为重要的是，出乎许多西方预言家的预期，中国不但没有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乱下去、垮下去，反而一直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这使得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1992和1996年两次大选中获胜的克林顿民主党政府逐步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突出标志就是1997年1998年实现了停顿多年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国会开始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总统的权力则受到极大削弱。共和党在1992年失去大选后，于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赢得了美国国会的主导权。从此，美国的党派政治与对外政策日益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华政策更是成为美国两党争斗的牺牲品。人们清楚地记得，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克林顿领导下的民主党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在1992年以后，共和党则站在原来的民主党的立场上，成为民主党总统对华政策的讨伐者。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先是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对华政策目标；接着又极力阻止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善，并努力提高台湾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邀请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1996年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又接连以“政治献金案”、“李文和间谍案”和“考克斯报告”等一连串的政治表演，毒化美中关系趋向改善的气氛；加上美国媒体刻意渲染和推波助澜，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成了美国两党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争论的热点。很明显，在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之后，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已不复存在，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支配地位开始瓦解，党派政治走上外交舞台。对许多政客来说，党派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这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多种声音和自相矛盾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重要原因。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湾政策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攻击的目标。把本国对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当成国内党争的一个靶子，甚至牺牲品，这种现象在其他西方国家还没有出现。第三，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还与近年来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有直接关系。经历了90年代国家实力的持续膨胀，美国正在重新认定它的国家利益，重新构造世界战略。这或许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都将波折不断的根本原因。冷战结束之初，面对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突然解体，面对世界力量失衡，美国领导人实际上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按照当时基辛格老先生在克林顿接任总统之初说的话，即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它既不能简单的撤出、又无法应付的世界”[1]。当时，美国人觉得他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来自国内。但是，随着9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美国领导人很快就从冷战后一时的彷徨中摆脱出来，加紧了构筑“单极世界”的努力。克林顿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和1993年就任总统时强调的是“国内事务第一”、“经济安全第一”。但是到了1998年，他所强调的却是美国在全世界“无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强调的是要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并不惜动用武力领导北约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大打出手。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重点的变化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突出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