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因其祸害的广泛性和破坏的严重性而始终备受世人关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场景使人们难以忘怀，作为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痕深深铭刻在几代人的心灵里。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及对于它们的看法却存在着诸多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由于以往因种种原因被当作密件的档案解密，对许多“史实”的认识或是更进一步，或是有所改变，从而提出新的看法或质疑；另一方面也不乏以所谓“集体记忆”的名义，大做翻案文章，逃避或者推卸历史责任，迎合现实政治或其他需要的事例。因此，20世纪尽管已经结束，但它许多未了的历史公案作为悬疑将令人遗憾地进入新的世纪，有待人们进行新的解读和破译。在诸如此类的公案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马天主教皇庇护十二世及梵蒂冈教廷同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关系及其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罪行的态度，因其特有的扑朔迷离色彩和政治敏感性长期争论不休，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中揭露出的许多内幕和疑问颇为发人深省。 一、一部戏引发的历史争论 1963年，德国柏林上演了剧作家罗尔夫·霍希胡茨的一部新作《天主代言人》，引起轰动。不久，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在同年和翌年相继公演了该剧。这部戏的主角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庇护十二世本名欧根尼奥·帕切利，1876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为教廷服务的世家，1899年受神职，不久就进入梵蒂冈教廷的特别教务部，即教廷的公共关系部从事外交活动。1917年作为教宗代表驻节巴伐利亚的摩纳哥（即现今德国慕尼黑）。1929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翌年，出任教廷国务卿。1939年3月2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当选为教皇，直到1958年去世。因此，庇护十二世不但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作为教廷的高层人物和首脑负有决策的直接责任。霍希胡茨的剧本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及教皇对此的态度为主线，在第一场中通过一个亲眼目睹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用煤气室集体屠杀犹太人暴行的幸存者库尔特·格尔斯坦之口，述说他曾经将所见所闻告诉当时驻柏林的教皇代表奥尔森尼戈大主教，而奥尔森尼戈似乎知道他所见的一切，但拒不通报教皇。随后，格尔斯坦的一位传信人终于抵达梵蒂冈，并且觐见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然而，在该剧第四幕中首次出场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对于传信人报告的纳粹暴行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和冷淡态度。霍希胡茨在剧中所描绘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形象是一个毫无心肝、贪得无厌、苟且偷安的小人，他讨厌西方，亲近纳粹德国，惟恐教廷的投资因盟军空袭意大利工厂而受到损失。戏中的教皇一心想着如何利用出售自己的某些投资的好处来影响美国人，希望美国人能够阻止盟军对罗马进行轰炸。当他听到关于波兰的死亡集中营的报告时，却背过脸去，装聋作哑。而就在格尔斯坦的传信人向教皇陈述并请求援助之时，发生了罗马的犹太人遭到围捕的事件。这一巧合把剧情推向了高潮。霍希胡茨用席勒式的无韵诗写成的这个剧本，很快就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当时欧美民间关于教皇乃至整个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光彩行为的街头巷议依据，即使许多人并没有看过这出戏或者读过剧本。 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人们就对教皇和教廷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签订的协议及面对德意法西斯暴行所持的沉默态度提出过质疑。例如，法国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在一本关于纳粹法西斯主义及其屠杀犹太人罪行的著作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听到教皇“用明确而清楚的语言，而不是用含沙射影的外交辞令来谴责杀害这无数‘主的兄弟’的暴行”。他还认为：“诚然，占领军拥有不可抗拒的镇压手段，所以教皇和教廷的沉默并非是令人不安的责任问题，据说只是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但这并不排除如此大规模的罪行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所有保持沉默的目击者，不论他们沉默的原因是什么。”莫里亚克的言论说明即使是在天主教知识界内部也要求教皇和教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错误行为有所反省。但当时在以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中，对于一向以激烈对抗“红色危险”著称的庇护十二世的喝彩声掩盖了几乎一切。 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58年去世后，随着60年代国际论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反思和研究的加深以及天主教会内部要求改革呼声的日趋强烈，教皇和教廷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以更加敏感和尖锐的形式被提了出来。霍希胡茨的剧本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大获成功，不但在广大观众和文学艺术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反响和共鸣。事实上，霍希胡茨的剧本提出的不仅仅是对于教皇庇护十二世的道德判断，而且包含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纳粹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里屠杀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大量战俘、被占领国家的反抗者和普通百姓，其中包括许多天主教徒。特别是对于像波兰那样同教廷有着十分密切的传统联系的天主教国家，纳粹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清洗。其中，不仅有大量天主教徒，而且有不少教士惨遭迫害。即使在教廷的所在地罗马城，居住在离梵蒂冈仅几百米之遥的犹太人也被法西斯驱赶进集中营。面对这一切，作为教会和教廷首脑的教皇为何无动于衷？相反，对于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到佛朗哥和萨拉查那样的独裁暴君，教廷或是公开支持，或是关系暧昧。凡此种种，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疑问不仅存在于普通人的心目中，而且也困惑着许多正直的天主教徒。但是，在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支配下，教廷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们始终对此讳莫如深。争论在所难免。 二、从艺术虚构到史实论证 霍希胡茨的剧本《天主代言人》作为艺术创作，难免有历史虚构的成分。例如，戏中作为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见证者的格尔斯坦，事实上从来没有同当时教皇驻柏林的代表奥尔森尼戈见过面，自然也没有过戏中所描述的长篇谈话。但重要的是它以最大众化的形式提出了人们心头的疑问，打破了沉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注意和热烈反响。正是在该剧的影响下，1964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这本书的作者邵尔·弗里埃德兰德尔生于1932年，是一个研究纳粹时期的历史学家，他的父母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战争期间他本人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幸存了下来。弗里埃德兰德尔承认自己的著作得到霍希胡茨剧本的启发。《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更多地强调让可信的历史文献本身来说明问题。其主要依据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给希特勒政府的秘密报告。正如弗里埃德兰德尔在该书结论中十分谨慎地指出的，这些文献表明：“教宗看来对于德国有所偏爱，而且这种偏爱并未因纳粹制度的性质而有所减弱，对此教宗在1944年之前并不讳言。”弗里埃德兰德尔希望梵蒂冈能够开放自己的档案，以期通过“同梵蒂冈档案中的相应文献进行对比”，来检验他本人著作所叙述内容的真伪。弗里埃德兰德尔的这部著作很快被译成英文，于1966年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