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0）10—0149—0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ath about history）是三位美国女性史学家①写成的。“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去？”②但我们却从中窥见了美国战后史学发展的大趋势。 一、科学的负效应与历史进步观的动摇 在西方，历史进步观念由来已久，但在文艺复兴后由于思想家的共同努力，它才被确立为居支配地位的历史观。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言，“在西方，近代意义的历史理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从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学家表现出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历史发展的进步观念，从波丹到康德，无不如此。”③ 所谓历史进步的观念就是“人类历史是服从于进步的必然规律的，换句话说，它所创造的社会组织、艺术和科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新品种的形式，每一种都必然是对前一种的一项改进。”④美国战前的历史学服膺的就是这种历史发展方向上的理论。 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可构成对历史进步观念的怀疑：由于历史进步观是建立在自然进步观基础之上的，因此科学的发展导致对自然的破坏，从自然中再也看不出进步的迹象，于是历史进步说便不攻自破了；人的道德在某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表现得更粗暴和毫无人性，历史进步在这里停止了。而20世纪科学的发展与运用恰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20世纪以来，地球上的生态平衡由于科学所带来的工业发展而遭破坏，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水资源严重污染，地下资源被丧心病狂地开采，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整个自然界开始进入无序状态。再看人类自身吧！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被用于军事防御和进攻，无数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子民被另一批同样是上帝的子民所杀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越南战争到中东战争，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冲突，无处不说明人类的毫无理性与道德。这样历史进步观念的两块基石被抽掉了，正是“20世纪的西方文明已经产生了技术空前高超的灭种屠杀，进步、民主、客观知识、现代化似乎不再是齐步走向造福人类的目标了。”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学，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除了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在历史上被歪曲或悄然抹去外，那些先来的白人——已经美国化的西欧人在史书中也对后来从南欧和东欧迁去的移民抱有敌意。而这一做法恰好是从达尔文那里推论出来的，即本族群以外者均为劣等人。美国史学自身在历史进步问题上是存在悖论的。 这些使战后美国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如此社会史成果并非按照传统史学的作法，以为社会历史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向发展和人类社会具有共性，相反强调了特殊性。那三位史学家写道：“几乎两个世纪以前，历史学家开始从回顾过去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法则。早先人们对于这种做法怀着信心，如今取而代之的是质问是否有这种法则存在的怀疑态度。人类进程的不确定如今似乎比进步不可阻挡的确定性较为可信。人的作用、偶发事件、放弃尚未走的路，这些本是小说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现在却转回来迷惑历史学者了。”⑥ 二、树造国家形象与史学客观性的丧失 美国一直在以历史学为工具向世人树造自己的自由、民主、进步的形象。事实上，那些主流史学的制造者们却一直在撒谎，至少是有意识地隐瞒或忽略了许多历史事实。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起初是缺乏民族精神的，“那时候的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族裔世系，没有一个公认的教会提供统一的仪式，没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只有一个大家都参与的反叛行动。”⑦那时的美国社会是多样的，必需建立有认同感的民族，但问题是按何种标准来建立。结果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历史书编写者，“把启蒙运动的知性挑战与民族主义的要求融合起来，以大预言家的姿态来看美国的历史，并预言世界上的受压迫者终将摆脱压迫而获得完整的人权。”⑧但是，他们忽视了来到美洲的两万名欧洲清教徒的贡献，且抹杀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与驱逐。乔·班克罗夫特在19世纪中期出版《美国史》，古奇评价说：“班克罗夫特所表达的是一个新生民族的思想，同时也表现这个乐观时代的一切自足思想与饱满情绪。”⑨就是这么一本书回避了奴隶制，把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说成是为侍奉上帝与完成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民主的民间运动。只有美国才能承担率领全人类的大任。更有甚者，有人把黑人视为他类，“当时的小学教科书说，黑种人是‘畜牲般的人，除了身形之外无甚人性’。”⑩ 关于美国宪法，南北双方是有意见分歧的，北方人把它视为永恒正义原则的一个独特的彰显，而南方认为它是可以废除的契约。但由于北方的胜利，把宪法“说成既是人民主权的崇高表现，又是真正文明秩序原则的真正体现。”[11]南方的声音在历史著作中被湮没了。 关于美国领土的西扩。历史上美国领土西扩，是以驱逐和杀戮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为手段的。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盛极一时的特纳边疆学派在史书中涉及印第安人的，就是把印第安人看成促进美国人团结的因素。特纳说：“印第安人是共同的危险，所以需要共同行动。”[12]最后又把西部印第安人的消灭用达尔文主义加以解释，他说：“征服就是拓荒者的第一个理想，他的任务就是为了获得生存的机会而与自然搏斗。”[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