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5-0605-07

      拍枕海潮来，勿再闭关眠；

      日本桥头水，直接龙动（注：龙动，即伦敦，英国首都。）天。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一大转折便是从分散走向整体，其重要表现和结局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个封闭的国度壁垒森严的门户被打破。

      在中世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诸国度，各自分散在孤立的环境中。为了防范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干扰，这些国家不惜“自我幽闭”。如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次下令“禁海”：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廷严禁民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外贸；1402年（明建文四年），永乐皇帝登极诏书重申海禁；翌年（明永乐元年）下令将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无法远航；1645年（清顺治二年），为防范郑成功（1624—1662年）从台湾发兵闽浙，取代明廷统治中国的清廷“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1]（卷一，第15页）；1661 年（顺治十八年）又颁布“迁界令”，禁止一切船舶出海。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1670—？年）降清。翌年，清廷废“迁界令”，颁“展海令”，海禁松动。但此时中国对外贸易仍限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口岸，乾隆间更限制在广州一口。雍正年间较康熙年间进一步放宽海外贸易，却又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洋和久居国外。

      与明清时代的中国相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海禁”更为严峻。早在此前的丰臣秀吉时期（16世纪后期），日本即开始禁教。德川幕府二代将军以降，为了控制大名、治理民众、垄断贸易，制止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不断扩大的影响，1613年（庆长十八年）发布天主教全国禁止令，驱逐天主教传教士，镇压本国信徒；1616年（元和二年）将外贸口岸限定在平户、长崎；1633年（宽永十年）强化始于1604年（庆长四年）的“丝割符制”，限制从明朝输入白丝，以防日本白银过量外流；同年，宣布除官派“奉书船”外，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出航海外，曾经在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时期颇为兴盛的朱印船贸易中止。由此，日本进入史称的“锁国”时期。其实，当时的日本并未使用“锁国”一词。倡导这一政策的新井白石（1657—1725年）的用语是“异船御禁止”（禁止外国船往来），近藤守重（1771—1829年）则称之为“海禁”（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和走私贸易），幕府屡次下达的禁海命令也没有“锁国令”名目。17世纪来日的德意志人检夫尔（Kmpfer Engelbert，1651—1716年）所著《日本志》所附论文，题目为《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长崎兰学家志筑忠雄于1801年将其译成日文，题为《锁国论》，“锁国”一词至此始见诸文献。至19世纪中后叶，当人们意识到幕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便普遍用“锁国政策”一词概括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幕府对外方略（注：参见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序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位居远东航线末端的日本，被欧美国家视作赢得远东巨大权益的前哨。自1764年至1850年，西方国家数十次叩击日本门户，其中英国19次，俄国17次，但均未奏效。日本幕府不仅坚守锁国政策，1825年（文政八年）还下达“异国船击退令”，严令沿海诸大名发现外国船靠近海岸，坚决将其击退。1839年8月（天保十年七月）， 《和兰风说书》首先报告清朝没收英商鸦片的消息。此后，《和兰风说书》、《唐风说书》陆续报道鸦片战争经过，其中虽或有讹误，但英国舰队以猛烈炮击使清国惨败是确实消息，这一情报迅速经长崎奉行呈递到在江户的幕府决策者手中。幕府对于泱泱大国清朝被英吉利的大炮轰开国门深感震撼，主政的首席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 年）致函佐渡奉行川路圣谟（1801—1868年），议及新近在清国发生的事变：

      此次来舶人称：清国严禁鸦片通商不当，引起英国人不满，派军舰40余艘到宁波府发动战争，现已占领宁波县之一部。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2]（第283页）

      水野对鸦片战争是非曲直的判断显然受到《和兰风说书》的影响，不尽公允，但是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使日本幕府感到必须调整固有的锁国政策，却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幕府于1842年8月29 日（天保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下令撤消“异国船击退令”，改行“薪水给与令”（向外国船提供燃料、饮水、粮食后令其离开），并对遇难外国船给予救助。这恰与《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签署同时。在这一天里，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锁国政策。1844年（弘化元年），荷兰国王致函幕府大将军，希望日本接受清国教训，速开国门。次年幕府复函，对荷兰的开国劝告予以拒绝[3]（第526页）。最终迫使日本改变锁国体制的，是美国军舰的叩关，随之便有1854年2 月《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条约主要内容有：1.江户湾的下田（横滨东南）立即开港，北海道的箱馆（今称函馆）翌年3月开港；2.优待漂流民；3.领事驻留。 沿此例，1854年10月，英日签署“和亲条约”，长崎、 箱馆对英开港； 1855年2月7日，俄日间签署“和亲条约”，又称《下田条约》，划分北部边界，下田、箱馆、长崎对俄开港；1856年1月30日， 荷日签署“和亲条约”，长崎、下田、箱馆对荷开港，荷兰人可自由出入长崎三岛，并获得领事裁判权。1858年（安政五年），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又与日本先后签署“修好通商条约”，共称《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已门户洞开，200余年锁国体制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