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布尔人大迁徙（注：南非荷兰殖民者后裔称“布尔人”（Boer），原意为“农人”，但在南非殖民地则成了“地主”的同义语。），是南非史的重大事件，影响极其深远。布尔人这次大迁徙，从非洲人角度看，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白人殖民者的占地远征。在向奥兰治河以北广大内陆地区持续12年的殖民扩张运动中，白人殖民者占领了纳塔尔、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地区，把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白人统治之下，改变了南非的政治地图。从此，这片土地蕴藏的世界最丰富的金矿、金刚石矿、铬矿等成了殖民者的囊中物；居住在奥兰治河以北的班图各族人民被套上殖民枷锁，逐渐丧失了独立主权和家园土地。布尔人作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载体，把种族歧视制度和农奴制的严刑酷法带进了内地高原。从此，关于大迁徙的荒诞传说构成布尔人种族主义思想感情的源泉，大迁徙中的“英雄人物”成了布尔人崇拜的楷模。此后一个半世纪成为人类文明史耻辱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就是大迁徙后在德兰士瓦高原上孕育起来的。 近百年来有些西方史学家对布尔人大迁徙大唱赞歌，把它誉为南非荷裔白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壮举。史学界对布尔人大迁徙的原因做过不少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有的人对大迁徙的解释（如“突然迁徙论”）只是给布尔人大迁徙的原因蒙上扑朔迷离的色彩。例如说，大迁徙是由于布尔人性格“嗜好旅行和探险”，“热爱荒漠中的自由”，占据土地是出自一种“担心自己邻居的遥遥在望的篝火（或炊烟）会限制自己扩展（农场土地）的恐惧心理”。（注： Neumark,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1652—1836年南非边区所受的经济影响》），California，1957，P.3.）有的则从“文明冲突论”着眼， 认为大迁徙是“为了保证布尔文明扩展到新地方，而不致被英国文明所融化”（注：路易·约斯：《南非史》，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32页。）。 但也有史学家为了论证其对大迁徙性质的看法而过分强调大迁徙的政治原因：布尔人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的不满；对边区殖民当局各项行政措施的抗议；对开普殖民地总督德班改变东部边区移民政策的愤懑；并由此判断“大迁徙是一种政治抗议的形式”，（注： Flint,ed.The Co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第五卷）Vol.V,1976,P.367.）“是一次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注：M·Wilson and L ·Thompson,ed.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牛津南非史》Vol.I,P.406.）甚至称它为“伟大的民族自我退出”（注：Cole,The Rise of south Afnica（《南非的兴起》）Vol.Ⅲ，P.259 ， 转引Neumark op·cit.p.19.）。总的来说，近百年来研究南非史布尔人大迁徙的历史著作，比较偏重于政治因素的分析，而经济事实在这些著作的分析中则有所忽视或只起较小的作用；有的著作虽然也粗略地提到了经济原因却未作深入分析。诚然，政治因素（特别是法制因素）对布尔人大迁徙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因素都离不开由此产生的经济环境或经济条件。事实上，大迁徙前夕开普殖民地的政治紧张状态，主要是1836年前德班总督下令布尔人退出阿德累德省造成的，是布尔人对当时经济状况（土地、劳动力等问题）的不满造成的。大迁徙的形式和性质基本上是由开普殖民地内部经济发展矛盾和资源配置决定的。如果不更深入研究当时的经济状况，人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布尔人大迁徙的发展进程并正确判断其性质。 一、参加大迁徙的布尔农场主的经济状况 1836年开始的布尔人大迁徙，是18世纪初以来布尔人迁徙运动（殖民土地扩张）更大规模的继续。从开普西南地区开始的向东迁徙运动（注：有的史学家把18 世纪的迁徙运动称为“第一次迁徙”。 见Macmillan,Bantu,Ber and Briton（《班图人，布尔人和英国人》），Oxford,1963,P.40.），到18世纪七十年代，在开普东部边区的大鱼河畔受到居住在当地的班图族科萨人的有力阻遏。布尔人向印度洋沿岸挺进的梦想破灭了，此后近四十年未能越过大鱼河。一部分布尔人开始改变扩张方向，由向东扩张转而向北扩展。1778年，他们在奥兰治河南岸的科尔斯伯格附近设置了北界的路标，这标志着迁徙运动由东部转向北部奥兰治河方向的开始。在此后五十年，奥兰治南岸地区由于牧草肥美，猎物丰盛，吸引许多布尔农场主迁来定居。1800—1824年，他们侵占了桑人的狩猎地13万平方公里。但当地周期性干旱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干旱期，奥兰治河北岸特兰斯奥兰治亚地区的丰沛雨量吸引布尔人过河放牧。但布尔人农场主却在南岸地区建房盖屋，居住了几十年，极少有人越河到北岸定居。直到1824年，英国政府才规定以奥兰治河为开普殖民地的北界，不许布尔人越界移居。1825年，一些无地的布尔人不顾英国政府禁令，以避灾为名，越河放牧并定居，但这些过河的布尔人仍认定自己是英国臣民，要求开普政府法律上承认他们对新占土地的使用权。他们每年仍从北岸利普波利斯骑马涉河，到南岸的科尔斯伯格向英国税署缴税。可见，一直到20年代中期，虽有一些布尔人已经进入奥兰治河北岸地区，但他们并不企图脱离开普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然而，到30年代初期，情况开始变化，随着1828年第五十号法令的公布和施行（见下文），数以百计的布尔农场主举家迁到北岸地区定居。1835年，过河定居的已有数百人之多。1836年4月， 布尔人首领雷提夫写信给格雷厄姆斯敦的英国行政长官：“如果他们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得不十分遗憾地离开肥沃农场，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寻找保护和安全。”1836年底，东部边区掀起了大迁徙的热潮：布尔人卖房卖地，一队队由犍牛拖挽的牛车离开了开普殖民地渡河向北迤逦而去。牛车上满载着家具，坐着妇孺老弱，由黑人奴隶和科伊仆役赶着畜群跟随车队后面，布尔骑手荷枪在车队两旁护卫。布尔人车队在涉渡奥兰治河以后不再停留于北岸地区，而分成了若干分队继续向内陆进发：一队径直向北，渡瓦尔河进入德兰士瓦；一队翻越德拉肯斯堡山隘口进入纳塔尔，并朝印度洋岸地区进发；另一队则集聚于奥兰治肥沃的塔巴恩丘地区。自1836年至1848年的12年中，大约有14000多名布尔人陆续离开了开普殖民地，带走数万科伊仆役和黑人奴隶，在奥兰治河以北地区扩疆拓土，占领了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注：到1837年中，约有五千多布尔人渡过奥兰治河（包括1835年以前渡河的数百名布尔人），到1845年已有数千家庭共一万四千布尔人离开开普殖民地。见《牛津南非史》第一卷第 4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