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国学者较注意俄国准备解放农民的过程。俄国史学家在分析行政当局和诸省贵族委员会的活动时通常囿于列宁的主张，即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因让步的程度与方式”而已。结果导致对19世纪60年代初社会政治力量配置的结论过于简单化。俄国史学家否定专制制度与领地贵族间存在根本分歧，而将2月19 日法令视为从地主立场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因此准备废除农奴制常被解释为“上层”和所有贵族反对农民的某种“阴谋”。 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强调，地主和主张解放农民的官僚存在尖锐分歧。H.奥加诺夫斯基指出，贵族土地所有者顽强地维护自身利益，改革时期他们的对策均有防己性质，以便与对他们而言是强制的和敌对的法令抗衡（注：恩·奥加诺夫斯基：《农业进化的规律》（Н.Огановский，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аграрной эволюции）第二部分，萨拉托夫1911年版，第376页。）。 德国史学家持有类似的立场。他们步俄国革命前史学家后尘，认为俄国贵族自身概念徒具法律意义，贵族内部存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分化，各地贵族因其福利、生活方式、社会政治观、经济利益差异而明显分成不同集团（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71页。）。季斯杰里迈埃尔指出，地主因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热衷于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地主只是将更有效地利用旧的剥削形式视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历史转折关头，地主无力弄清楚改革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们把对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使政府实施了几百年来的经济特权化为乌有的方针与革命等同起来，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对专制制度的信赖有所动摇。但在旧秩序受到威胁面前贵族自身未能精诚团结，贵族对社会活动漠不关心，没有直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注：弗·季斯杰里迈埃尔：《社会的忧虑：对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保守反应，1855—1866年》，第42－138页。）。 一批开明官僚在地理协会和H.A.米留金彼得堡小组争论过程中赞成提出废除农奴制纲领，通过赎金带土地解放农民，而大多数政治上无权的贵族则站到了对立面。拜劳认为，开明官僚声称自己拥护“整顿国家经济”，反对强制劳动和政府监督。当整个官僚机构对如何改革束手无策时，米留金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依据国家政权的超经济性质，赞成废除贵族特权与陈旧的等级制度。他们寄希望于用官僚方法抑制贵族利己意图（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29—41页。）。 正如德国学者强调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是开明官僚在准备改革中起主导作用的保证。沙贝尔特认为，改革在其决定性阶段取决于沙皇。德国学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不同，部分人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和改革家，对国务活动有充分准备，熟悉国情，早就坚信必须废除农奴制；V.季特曼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对解决改革“伟业”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政府的改革方针不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功绩（注：夫·季特曼：《俄国史》（V.Gitermann ， Geschichte Russlands）第3卷，苏黎世1949年版，第147—148页。）。其他德国史学家因指出了亚历山大二世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故对其评价较谨慎。拜劳认为，尽管他能力平庸，但善于识人用人，善于在各种人中间周旋，而从不附和那一个。他不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赞成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因清楚改革势在必行而扶持他们。涅安德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由于头脑清醒而成为改革家（注：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28、33页。）。 俄国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热衷于保护地主利益，德国史学家对此持批评态度。涅安德尔认为，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个人干预，分给农民土地才成为可能。斯特克尔特别强调沙皇在国务会议上讨论编纂委员会纲领中所起的作用。此时他站到了少数自由派一边，而拯救了改革事业。只是近年来俄国史学家才对旧的思维定式进行反思（注：伊·涅安德尔：《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第158页； 勒·格·扎哈罗娃：《亚历山大二世》（Л.Г.Захарова，АлександрⅡ），载[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6—7期。）。 德国学者分析专制制度与领地贵族相互关系时，尤其关注沙皇及其左右对整个贵族可能的愤怒而忧心忡忡，这种情况可能使无限君主专制搁浅。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恐惧新的“普加乔夫”，但更担忧新的近卫军暴动。沙皇和政府中的改革拥护者愈益迫切意识到必须赢得贵族的支持，若没有这种支持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难题。因此专制制度被迫批准报刊围绕农民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开明官僚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准备上，借助于公开性，他们希望政府和社会同心协力恢复这一制度的运行能力，打破国家机关死气沉沉的局面，化解保守派的阻力。 德国史学家认为建立各省贵族委员会，召集贵族代表赴彼得堡协商和准备地方自治改革意义很大。设立省贵族委员会为其讨论国家大事提供了机会，为公民社会的整合提供了良机。一方面，贵族委员会的运作导致贵族分成两派，即少数自由派和多数保守派；另一方面，尽管贵族内部有分歧，但对待他们所厌恶的官僚却相当一致。沙贝尔特评价自由派贵族活动时，指出俄国革命前的著作将其过分理想化，同时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家将贵族视为追逐自身阶级利益的目光短浅之人持批评态度。拜劳认为，改革时期自由派贵族获得了远非其在领地贵族中比重可比的“政治影响”（注：普·沙贝尔特：《俄国1861年改革：问题与结果》，第48、62页； 德·拜劳：《俄国农村的改革与社会支持》，第3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