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德国）史学界秉承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其掌握俄国学术成果及其史料的扎实功夫独步于西方史学之林。德国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在20世纪60—90年代这方面的进展尤大。德国史学家围绕下述问题：1861年改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农村的程度、工业转变和农奴制衰落的关系；1859—1861年革命形式和农民解放，改革准备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19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水平、农业危机、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衰落的原因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一 德国学者对俄国史学界关于废除农权制前提条件的旧说提出疑问，认为这种观点是从列宁的理论引伸来的。他们将其观点归纳如下：因封建制度内部资产阶级发展趋势加强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突是农奴制衰退的根源；1859—1861年间革命形势是改革前几十年封建主义危机加深的集中体现，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力量蓬勃发展加强了政府危机，政府被迫走上了废除农奴制的道路（注：《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全苏讨论会资料》（Переход от феодапизма к капитализму в России：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союз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莫斯科1969年版，第81页。）。 俄国史学家н.Л.鲁宾斯坦因、и.д.科瓦里钦科、В.А.费多罗夫等人认为，农业卷入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变为商品货币关系，变为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小商品生产，是改革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趋势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瓦解的基本标志。他们提出，出口粮食增加和播种面积扩大是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注：恩·勒·鲁宾斯坦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Н.Л.Рубинщтейн，Селъ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Ⅲ в.），莫斯科1957年版，第318、424、425页；伊·德·科瓦里钦科：《19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农民》（Н.Д.ковальчен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ъ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Ⅸ в.），莫斯科1967年版，第12、13、79、92、324页；夫·阿·费多罗夫：《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俄国中部工业区的地主农民》（B.A.федоров，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хⅧ－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в.），莫斯科1974年版，第80页。）。 但是，并非所有俄国史学家都赞成上述观点。B.K.亚宗斯基强调，俄国存在商品生产远不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规模受到极大限制，而农业基本上保持自然经济的性质，商品生产程度很低。п.г.雷恩德久斯基认为，只有农民自愿出卖多余的产品，才能将此视为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出卖目的是获得利润。相反，为支付代役租和缴纳赋税而被迫出卖产品则反映出农村生产力状况不佳。A.M.安菲莫夫也认为，农民经济与市场联系的扩大是由于以货币租形式出现的封建义务增加，抑或由于小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注：阿·姆·安菲莫夫：《论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小商品生产》（А.М.Анфимов，О мелком товар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в селъ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载[苏]《苏联历史》（Вопросы нстории）1963年第2期，第160页；普格·雷恩德久斯基：《研究19世纪俄国小商品经济成分的若干问题》（П.Г.РындзюнскийВопросыизучениямелкотоварного уклада в России хⅨ в.），载[苏]《苏联历史》1963年第4期，第98页。）。因此，必须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封建主义商品生产加以区别。 德国学者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的“农业资本主义”概念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仅仅依据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事实而得出存在市场生产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其根据是：为外运粮食发展稳定贸易联系的可能性极小，道路不畅，运费昂贵，商品保存方法不善，且因自然灾害粮食经常欠收，粮价因季节和地区波动悬殊，所有这一切使农民经商面临重重风险，挣钱殊为不易。 德国史学家D.拜劳认为，地主和农民经济结构使俄国农业近代化受阻，支配无偿劳动力的贵族对自己领地经济集约化不感兴趣，因为这种集约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组织监督等。拜劳在涉及农民经济状况时指出，使农民失去首创精神的村社土地利用和定期土地重分的平均主义原则具有消极影响。他断言地主和农民经济心理毫无二致，二者均将各自经济视为“家庭”经济，即生产和消费密不可分。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按其性质而言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单位”（注：德·拜劳：《农业结构与农奴的反抗：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的条件》（D.Beyran,Agrarstruktur-und Bauernprotest:Zu den Bedingungen der ressischen Bauernbefreiung von 1861），载[德]《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77.Bd.）1977年第64卷，第189—203页。）。因此，靠证明农业经济中存在活跃因素和用面向市场的农业经济的影响来解释废除农奴制是站不住脚的。拜劳指责俄国史学家过分热衷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轻视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发展。拜劳与民粹派思想家有很多相似之处，民粹派认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国民经济是无数独立经济单位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