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文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 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军事遏制”（注：汉斯·摩根索：《为美国设计一项新的外交政策》（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伦敦1969年版，第202-204、240页。）（peripheral military containment）和非军事“政治攻势”这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划定“遏制线”、组建军事联盟体系和实施大规模核报复是“边缘军事遏制”的三个重要方面，而自我克制、准备谈判、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果”（注：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6-74页。）和总统的最后决策权则属于非军事“政治攻势”的范畴。对这两个方面的整体运用，保证了“战争边缘”政策遵循着遏制的逻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是，由于“战争边缘”政策过于凸现“边缘军事遏制”部分，特别是把非军事“政治攻势”置于“边缘军事遏制”的附属地位，结果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仅与其东亚政策极不协调，而且也损害了“新面貌”（New Look）战略提出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威慑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文章特别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台湾海峡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果进行了探讨，指出其结果是给自己制造了“绞索”。为摆脱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两难境地，艾森豪威尔政府转而更加积极地推行“两个中国”、“划峡而治”的政策，从而使得中美台关系错综复杂。在反击美国“战争边缘”政策、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中国注意将对台斗争与对美斗争、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台斗争实行“政治挂帅”，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充分利用矛盾，在反对美国分裂台湾的问题上实现了海峡两岸的“合作”。文章最后在结论中指出，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无法在“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之间找到平衡点，“战争边缘”政策的效用日益受到质疑，其最终被抛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 1953年1月20日，在两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激烈辩论中， 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并随即在2月2日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要推行与民主党杜鲁门政府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咨文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自从1945年胜利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尝试和失望的痛苦阶段”，“从这代价高昂的经验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自由世界不能无限期地处于麻木紧张之中，这样做就是永远让侵略者选择使我们遭受最大伤害的（进攻）时间、地点和手段，而他自己只付出最小的代价。”艾森豪威尔称，新政府“已经开始确立一种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文件，1950- 1955》（Department ofStat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华盛顾1957年版，第61-65页。）。 与杜鲁门政府倾向于“对称”（symmetrical）反应相反， 艾森豪威尔政府选择了“不对称”反应，明确反对那种动用一切手段保卫美国安全的做法，其理由如下：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要求美国准备“在北极和热带，在亚洲、近东和欧洲动用海军、陆军与空军力量；用旧式的和新式的武器”进行战斗，结果将不能保证不会因此而加重财政负担，而“如果经济稳定被破坏了，一切都将被破坏”（注：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John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134页。）；如果美国奉行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外交政策的代价是无限制的牺牲的话，美国人民可能为孤立主义所诱惑，而“退回我们自己边界后面的想法都必定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注：转引自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最重要的理由则是相信“如果我们必须生活在永久性动员状态之下，我们的整个民主生活方式就会毁于这一过程”（注：《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第260-263页。）。 虽然意识到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艾森豪威尔没有也不愿相应限制或缩小美国的战略利益。为在二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大平衡”思想，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3 号文件里用明确的语言表述为：“对美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的生存有两种主要威胁：一、苏联领导的共产党世界的可怕力量和侵略政策；二、因持久反对苏联威胁而导致的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削弱”。“美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使这两种威胁带来的风险得到适当的平衡”（注：《美国对外关系，1952- 1954年》第2卷，第380页。），为此，达成一项既能有效对付共产主义威胁又能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避免动摇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赖以生存的制度”的战略（注：萨姆·萨克森、罗伯特·韦塔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安全战略》（Sam Sarkessian and Robert Vitas,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Documents and Policy Proposals），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头等重大任务。以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为指针，基于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理论，“新面貌”战略出台了，它主要依赖至关重要的核武器以及联盟、心理战、秘密行动和谈判等方法，以大规模报复相威胁，以自己的强项对敌实施不对称攻击，求得以尽可能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共产主义尽可能最大的威慑（注：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第5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