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1)03-0094-05 康有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多姿多彩、极富传奇个性的人物。康有为文化个性所展示的异采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今试作探讨，姑做引玉之砖。 梁启超曾对其师备极称颂：“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世之人，未见其比也。”（注：《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要言之，是讲康有为的文化个性魅力如“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等等，时人无可及之者。 若考诸康有为本人的演讲、文章、诗词和平生所为，其英才之豪迈，其睥睨云天之气概，的确罕有其匹者。如他写于1879年的诗《秋登岳王台》和《苏村卧病写怀》（注：康有为的诗写于1879年，见罗书华、李灵年的考证，（《近代诗歌鉴赏大词典》第645页，毛庆耆主编），又见马自毅《康有为诗文选》第1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简夷之等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第117页。辛弃疾、苏轼的词虽然豪迈，但缺少康有为、张孝祥、毛泽东的词那样的奇魄。），其高古旷远、横目八表的气势，怕只有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和《沁园春·雪》堪与伯仲。马洪林先生总结1996年青岛“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的观点后认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家，开创中国近代化时代的导师”（注：刘善章等主编：《康有为研究论文集·跋——康有为近代化思想的三维空间》第225页。1998年7月版，青岛出版社。）。 康有为之槃槃大才为天下所共识，自不必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才和他的文化个性是什么关系，这种文化个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怎样正确对待这样一笔精神遗产。 一、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 文化个性，简言之，是指个体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内容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来自于民族文化积淀，却又是经过个体的选择、放大和强化的部分。 康有为的文化个性可谓丰富多彩。本文只从与戊戌变法失败相关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代名家评传》的作者王森然在写《康有为先生评传》时引了一段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述后，却删掉了梁至关重要的一句话。王著说：“先生有图章一，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其气概若此”。“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行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象，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注：《近代名家传·康有为先生评传》第1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北京第一版。）这几段话几乎照抄梁启超的《南洋康先生传》而不误。但此段话紧接其后还有一句为：“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著：《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追随康有为20多年，对康有为自然是知之甚深。这话虽然是指康有为大彻大悟时的状态，但是也大致概括了康有为的文化个性特征。关于康有为的这一个性特征，蔡尚思先生在他的《再评康有为》一文中也说，康有为“惟我独尊，以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自居”。（注：《康有为研究论集》，第3页。）。 考诸康有为一生行迹，可以看出这“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或许还有点霸气），是康有为文化个性的基本内涵。其他内涵也大致可以用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浩气；大局清醒、小事糊涂的书生气；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来概括。 康有为自号“长素”。何为“长素”？长于素王是也。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为不用加冕的王。这个自号已说明康有为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是比圣人还要圣人。 康有为不仅自诩为素王，就连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称号。 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 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之义；梁启超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 麦孟华，号驾孟——驾于孟子头上之义； 曹泰，号越伋——（孔伋，即子思，孟子的祖师爷）曹泰有超越子思之可能； 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谑之为“把曾参当马骑也”。 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同一内容又见于《章太炎年谱长编》，其文曰：“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太炎，笔者注）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1893年，孙中山慕康长素之名，托友转信致结交之意。康有为回复说：“孙某如欲结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地东京，孙中山也正在东京，遂三番五次约见康有为，康有为均避而不见（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二、成于斯，败于斯 康有为这种王者之气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有着极大的关系。 康有为认为天下者，我的天下；责任者，我的责任；使命者，我的使命。所以当“英西睒，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注：康有为：《强学会序》。）时，康有为就毫不犹豫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变法的历史重任。他积极奔走呼号，呕心沥血著述，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返顾。可以说，没有这种王者之气，就没有他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也就没有那种气魄和胆略，也自然不会有那一介布衣书生领导的旨在“大变”、“速变”、“全变”的全国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会有一场波及全国的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