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5-0014-08 近代博览事业是近代文明发展和近代化的产物，包括各种类型的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劝工会、工艺会、渔业会、物产会、博览会等等。在近代中国，一般称之为“赛会”。但其涵义与古时之迎神赛会或庙会又有不同，通常与近代商品经济相联系，虽侧重于出品的展陈，但也兼有促进销售，扩展市场之意。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近代博览事业还涉及到着重于教育功能的博物馆、展览馆等。 作为近代著名的士人和实业家，张謇在中国近代博览事业中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系中国近代博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惜过去限于资料，对张謇在这方面的贡献着墨不多，实有补缺之必要。 一、张謇与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 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5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 在效法西方举办近代博览会上，日本远远走在清代中国的前面。1877年日本首开国内博览会于东京上野公园，持续3个多月，参观人数达45万多人。其后，又于1881年、1890年、1895年先后在东京上野和京都冈崎召开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国内博览会[1](p127)。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从1903年（明治36年）3月1日至7月1日在大阪市天王寺召开，参观者多达530余万人，占地10万余坪，设工业馆、农业馆、林业馆、水产馆、通运馆、机械馆、参考馆、教育馆、美术馆、体育馆等，出品数达22万余件。日本天皇及其他政要如前首相伊田博文、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等均曾赴会参观[2]。 张謇作为晚清最重要的绅商人物，自然受到日方的重视，被邀前往参观。此为张謇首次访日。从5月28日抵日到7月26日返国，张謇前后在日本共停留了约两个月。这两个月中，除在大阪参观博览会外，张謇的行踪南至九州长崎，北至北海道，参观、考察了数十个工厂、农场、学校和其他机构，首次对日本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实际知识，也主要是通过这次日本之行而获得的。可以说，癸卯东瀛之行乃张謇近代博览思想和事业的实际起点，对张謇以后的实业活动和地方自治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东游访日的动机，张謇曾明白无误地说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因先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划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此时即拟东游考察……今年正月，徐积余自江宁寄日本领事天野君博览会请书来，乃决”[3]（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根据张謇日记的记载，张謇一行抵达大阪的次日（注：张謇系于阴历五月初一日由神户乘汽车到达大阪，下榻高丽桥清宾馆，该宾馆系由当地华商集资租赁，专门接待前来参加博览会的中国官员和绅商。），即前往天王寺参观博览会。顺次参观了美术工艺、矿冶机械、教育、卫生数馆。认为：“机械、教育出于学校生徒制者，最可羡慕。美术以绣为最精，画平常，不足张也。”从张謇第一天参观的日记看，他对中国参与此次博览会的情形甚为关注，留意到这次博览会专门设有参考馆，陈列各国的出品。中国置办物品前来参展的仅有江苏、湖北、湖南、山东、四川、福建六省，但展品多为古董，如“鄂品有汉瓦当、唐经幢”等，张謇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些古董应当摆在博物院供人参观，而不应当在劝业博览会上展出，“劝业以开来，而此以彰往，若移置中国博物院差不倍耳”。张謇还对中日展陈情况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大不如日本，指出：“日人自明治十年，始以官帑经理民间农工实业为第一会，此后十四、二十三、二十八年续举二、三、四会，增长发达。自二十八年始，皆先于各府、县、郡设小会，以摩砺之，非精能者不以入大会。良工不示人以朴之道也。中国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时隔一天，即阴历初五日，张謇又前往博览会参观，专门考察博览会中的农林馆。他注意到，日本农业进步甚速，所产赤豆、黄豆、大小麦都有“大倍于华产者”。在参观北海道开垦图时，张謇特别将他在通州、海门的垦殖事业同日本人伊达邦成、黑田清隆在北海道的垦殖事业作了一番比较，颇为感慨地议论道，“伊达邦成、黑田清隆之致力于北海道也最有名。然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而已。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宁若我垦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者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是则伊达邦成、黑田清隆之福命，为不可及矣”[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类似的感慨，在张謇的此次访日中还不时有所流露，他感到在中国提倡实业，发展工商经济，其难度真是远大于日本，很少得到当权者的实际支持，一般士大夫也不屑一顾，“如张单弦适旷野，因未有屑听而悯我一日之劳也”[4](p115)。又说：“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之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日本，不仅官商之间分工明确，且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持也是不遗余力，“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3]（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尽管在政商关系问题上，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在殖产兴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成功地召开一次又一次劝业博览会，不能不说与明治政府开明的产业政策有极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