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5-0085-06

      大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有关中国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的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莱布尼茨式的对中国开放和宽厚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替代，并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重新燃起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之火。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工业革命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列强借助着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追求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并以此代替了对中国的兴趣。

      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欧洲陷入了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和谐之音转向了反面，中国和中国人的图像已变得怪诞不经，滑稽可笑，且穷困潦倒，毫无希望。由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打开的朝向中国的窗口，再度被关上。“洛可可(rococo)”时代中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已很少得到人们的承认，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逊于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大文豪歌德(J.W.Goethe,1749-1832)在他耄耋之年还在为中国辩护：“中国人在思想、行动和感觉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1827年1月31日同埃克曼的谈话）但这种声音已被另一种鼓噪声所淹没：“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中国人是天生愚质，没有教养、没有创造、奴性十足的民族[1](pp.81-92)。

      被喻为“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之一的卡尔·郭茨拉夫(Karl,1803-1851，中文名郭实猎）是一位德国人，也许还是最早来华的惟一一位德国新教牧师。他在华活动整20年，正好是鸦片战争前10年和鸦片战争后10年。其间，他不仅直接接触中国人和参与中国事务，而且还由于在中国创办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占有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郭茨拉夫眼中和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图像”就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1827年初，这位24岁的普鲁士新教牧师秉承普鲁士国王的旨意，前往东方和中国，使命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打开中国的闭关自守之门，扩大普鲁士德国在华的影响。由于德国及其各邦当时同中国没有任何官方关系，所以郭茨拉夫是随荷兰传教会抵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郭茨拉夫首先接触到的是移居南洋一带的中国侨民，并随他们学得中文和闽语。他发现，这些“长辫、光脑、大褂、肥裤、小眼、黄脸”的华侨，虽非全是“骗子和无赖”，却确是一群固守中国传统、习俗、道德、语言的“可怜的灵魂”，亟需皈依福音新教（注：参见威廉·海纳尔特的《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W.Hhnelt,Drei Bahnbrecher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 in China)一书，德文版，卡塞尔出版社出版，第14-15页。）。四年以后的1831年，郭茨拉夫从曼谷动身来中国。开始几年，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澳门、广州、天津一线的中国沿海地区，并且是在英国人旗号下开展困难重重的布道活动的。由此，他萌生并着手创办中文杂志作为他活动的主要手段。1835年，他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正式为英国当局服务，开始接受英国当局的殖民逻辑：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于东方各国人民，即使借助大炮和鸦片也在所不惜。

      1833年，郭茨拉夫在一份编纂出版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的宗旨说明中，系统地谈到了中国和中国人：“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惟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注：此译文引自黄时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载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据黄时鉴的考证和研究，1838年11月后是否有续刊，目前尚未得见。）简言之，这份宗旨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中国的朝廷仍然那么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地方官吏仍然那么无知与谬误，不思进步！必须予以改变！要让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要让中国人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份从1833年8月到1838年冬出版（中有间断），由爱汉者（郭茨拉夫之笔名）等编纂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实际目的是维护洋人的利益，是为英国的商业资本打开中国门户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它大量介绍和输入先进的西方异质文化和工业文明，不仅给“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以启蒙，而且震撼和冲击了封闭落后的中华帝国的统治基础（注：不言而喻，郭茨拉夫在鸦片战争时期是热情支持英国的，并且鼓吹武力进攻中国。他不仅参与和约的草拟，而且在英国人占领的舟山岛当了一年的“总督”，在宁波当了7个月的“市长”。1843年8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当局的中文秘书，直至去世。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郭茨拉夫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按耶稣新福音行事的。1844年以后，郭茨拉夫的主要活动是传教和吸收中国教徒，成立中国人的“福音教士联合会”，培养中国土著牧师。1849年，郭茨拉夫返欧，在英、荷、德、俄、瑞典、奥、法、意等国讲演，谈他的那些使中国福音新教化的计划，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功而返。）。

      除郭茨拉夫之外，德国当时仍有其他一些人关心中国文化：1829年，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到中国时，购得6000部中文古籍。这些书籍现分藏于柏林和慕尼黑国家图书馆，其中慕尼黑藏有3500部。他本人还在德国东方协会(Deutsche Morgenlndische Gesellschaft)的刊物(ZDMG)上发表过有关汉学的文章。1829年，慕尼黑大学的海因里希·库尔茨(Heinrich Kurz)也曾写过有关秦始皇的论文，并有关于中国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1830年前后，哥廷根大学的学者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也曾从事过汉学研究。但因为当时的德国人对中国的情况普遍不感兴趣，所以，他们的成果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