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原名《中国教会新报》，为周刊。1874年起改名《万国公报》，其间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改为月刊出版，并成为刚成立不久的英美传教士团体广学会的机关报，一直到1907年7月停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长期主持《万国公报》，参与编辑和撰稿的李提摩太、丁韪良诸人，也多是一些著名的英美传教士。它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万国公报》虽属教会刊物，但教义宣传不是主要的，它实际上是以评论中国时局与介绍外国情况为重点的综合性刊物。 学术界对于《万国公报》虽不乏研究（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王宁同志的博士论文，即为《万国公报研究》。），但就其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而言，却尚付阙如。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报》名声鹊起，产生广泛的影响，恰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注：华文书局编辑部：《影印“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缘起》，见《万国公报》(1)，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万国公报》于1896年底也不无自豪地公开声言：经甲午之役，本刊发行量“从每月一千本逐渐加增，今已盈四千本。且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商绅，故京师及各省直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注：《万国公报》(26)，卷94，第16483页。）这也并非虚言。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影响既深且远。作为外国在华传教士的重要刊物，《万国公报》是怎样报道与评论这场战争的？这自然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万国公报》的立场，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甲午战争及其所由发生的那个时代。 （一） 1894年初，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5月底全州陷落，京城震动。6月初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居心叵测，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口实，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这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万国公报》于此十分敏感，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其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与此同时，《万国公报》还配发了主要是由林乐知诸人撰写的为数甚多的评论文章及记述各国反应的消息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颇为鲜明的立场与态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的前后期，它的立场与态度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战争的初期，《万国公报》支持中国，谴责日本的立场十分明显。上述《朝鲜纪乱》就指出：“中国出师为藩邦戡乱，实属名正言顺”，而日本以《天津条约》为借口，拒绝各国调停，“则是日本自知其曲而思图逞志于戎行，中国于此岂尚甘于退让哉”！（注：《万国公报》(23)，卷66，第14555页。）林乐知等且认为，中国应邀出兵朝鲜，并无利人土地之心，其主张不干涉朝鲜内政，中日同时退兵以保全太平大局，是完全合理的，故深得“五洲万国之所共谅”。而日本借口帮助朝鲜改革内政，拒绝退兵，虚伪之至：“然而日本之心，岂真厚爱乎朝鲜哉”！（注：《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46页。）与此相应，《万国公报》不但相信中国必胜，而且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主张狠狠教训日本。1894年9月发表的《乱朝纪三》甚至主张厚集兵力，远征日本，一槌定音。文章说，“愚见所及，中国有亟应措置者五端”：一曰“厚集海军”。中国南北两洋及闽广等省，兵舰之多远驾日本，又有北洋水师，威望素著，“区区岛国，岂敢争衡”？由是，“将得其人，船得其用，征东之大本定矣”。二曰“大发陆军”。海陆并进，聚而歼之，“一弹指间耳”。“韩都恢复可期，保存藩之大局可成矣”。三曰“以攻为守”。不能固守，当主动出击，进兵东京，长驱进入。“东京唾手而可得，彼自称为明治天皇者，行见为拿破仑第三之续矣”。四曰“以战为和”。五曰“以存为灭”。即不必灭日本，但要赔款，“日本偿银，但有一丝一毫之未缴，中国戍卒，即无一日之离防”。（注：《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84页。）林乐知在另一处也愤慨陈词：“若居今为中国计，则有二策焉：一曰力保朝鲜，一曰痛剿日本。”日本狂妄，不加痛剿，定然为祸天下：“浸假而得志于朝鲜，又将觊觎中华之重地矣；浸假而再毒于中华，又将欺侮欧洲之雄国矣。肆意妄行，何所不至！”（注：《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48页。）直到同年10月，《万国公报》卷69还发表了《英将谭兵》，即对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副提督琅威理的访谈录。这位英国将军断言，中国海军的实力不容低估，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与西方大国战亦觉绰绰有余。（注：《万国公报》(23)，卷69，第14747页。） 应当说，《万国公报》取上述的立场与态度自有其合理性。其一，中日甲午战争全然是日本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蓄谋挑起的，尊重事实的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人所共知，美国在其时中日交涉中一直是站在日本一边的，但其驻朝鲜公使西尔向他的政府报告中日对峙时，却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人赞成同时撤出，日本人固执己见。疑其别有用心，日本似乎要战争。”又说：“日本在这里的行动被指责为轻率的、无理的好战行动。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国际争端比这个更缺乏正当的理由，但两国军队间的冲突似乎是迫在眉睫了。”（注：〔英〕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4、46页。）足见《万国公报》此时是正视了事实的。其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虽国势衰堕，但在西方人的眼里，仍不失为东亚的大国。中日相较，就国土与人口论，中国占绝对优势，固不待言；即就军力而论，中国行洋务运动30年，购舰练兵，在在进行，北洋水师声威尤著，至少当不在日本之下。因之，西人推论，两国开战，中国可操胜券，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他们高估了缘国之大小所决定的诸多有形因素，而低估了包括清朝统治者的腐朽程度、日本统治者励精图治及其处心积虑等诸多无形因素，因之对中国优势的估计，不免失之乐观；至于上述显然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更多地还是流露了参与撰稿的中国士人传统的虚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