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4-0033-09 早在上个世纪初年，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刚刚提到议事日程之际，欧洲卢梭、孟德斯鸠以及马克思的学说都以崭新的面貌介绍到中国，让中国知识分子眼花缭乱。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托拉斯高度发达的产物，当时欧洲的劳资社会危机严重，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提到议事日程。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眼见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主张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初期，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试图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任务毕其功一役，以免将来社会革命之产生。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分子，亦眼见欧洲社会劳资矛盾的激化，社会革命在中国将来亦不可免除，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以抵御国际资本的大量入侵，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虽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那是中国将来的事。孙中山、梁启超各执一见，由此产生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内容包括中国社会走向的方方面面，诸如革命对象、任务、政体建设及社会经济政策等等方面。本文仅将两派关于社会经济政策和主张，较为详细地重新展示在读者面前，以便寻找中国民主革命曲折的轨迹。 一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社会革命之争，即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社会经济纲领之争，革命派提出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立宪派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政策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而主张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社会革命之争，盛行于同盟会纲领提出以后。这里先谈谈革命派的民生主义政策。 孙中山伦敦蒙难后，于1896年底至1897年夏秋在英国、加拿大等地，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及私人垄断生产资料的矛盾已很尖锐，一方面是资本家拥有巨额财富，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劳苦群众的贫困潦倒，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西方产生了以马克思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及亨利·乔治（注：亨利·乔治(1839-1897)，旧时也译为亨利·佐治，美国经济学家，著有《进步与贫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单税社会主义等经济理论。孙中山鉴于“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的西方国家“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和“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于是，“复在民族、民权主义之外”采取民生主义。[1](P6)早在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同梁启超谈论土地问题时指出：农民苦于沉重的地租，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2](P348)这种“土地国有”及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当即遭到梁启超的反对。孙中山也就暂时放弃了这种主张，而选定了亨利·乔治的办法，他在与章太炎等人谈及土地问题时，说他“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之单税论”，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经济之改革”。[3](P41)此后，孙中山就采用亨利·乔治及约翰·穆勒（注：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创造了“平均地权”的办法。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造了秘密革命军事学校，其入学誓词中首次完整地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平均地权”被列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他试图通过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建立一个没有社会革命危机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1906年5月《民报》4-5号，相继发表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及朱执信的《论社会主义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对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革命，为什么要使社会革命并行以及社会革命的方针、办法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 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由西方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而来，他们常把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为中文民生主义。（注：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中对“民生主义”一词作了重新解释：“孙中山曰：民生主义一名词，当为Demoslogy而不为Socialism，由理想而见诸实践之意也。”）他们把社会主义区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两种，他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4](P434-435)，亦称国家民生主义(State Socia-lism)[5](P420)。 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呢？他们认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由于贫富不均引起的，贫富不均造成的根源是资本家垄断产生的结果。托拉斯的出现，“遂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厕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5](P425)托拉斯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放任政策”造成的。“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也”，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制”造成的，如果对私有财产制“加相当的限制，则资本无由跋扈”[4](P36)。“托辣斯者，中国未来之大毒物，救治之法，舍实践民生主义末由”[5](P422)。在今日之中国，“绝灭竞争，废除私有财产，或不可即行”，但加以限制则是必要的。社会革命即变不平之制为平，“此其真义也”[4](P436-437)，故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最大多数之幸福故”[5](P419)。 民生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实行主要企业国有及土地国有。 关于企业国有的要旨，“道在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若收回私人可垄断之权利，而使之归公，则其收回事业所得之利益，即不啻全国人共享有之”。[5](P425)但是，他们又声明说：“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夫社会革命，固将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人民为目的”。其进行的方法，将在制度上加以改革，“以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使富之集积休止。集积既休止矣，由其既已集积者不能一聚不散……散则近平均矣。此社会革命之真谊也。故其进行之时，亦无使富者甚困之理也”。“决无损于今日之富者”。又说，“社会革命，富人所失者为将来可幸致之钜获，而非已集积之富。社会革命固亦行以渐分散已集积之富之策，然分散者，合理的分散，不可言失”。[4](P437,442,443)从上述冯自由、朱执信的发言看，革命派企业国有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凡一切公益事业收归国有，对现有之资本家实行“止富”、“散富”的政策，防止在中国出现托拉斯，达到财富平均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