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1)09-0017-03 一、激进变革中的逸轨 综观辛亥剧变的历史轨迹，军事近代化的先导地位和军人集团的政治张力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亮点。近代中西文明碰撞既然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化便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廷“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异质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堕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近代化常备军本质上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从早期海军留学生严复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精神启蒙大师，到清末大批留日士官生变为革命党人的事实说明，“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因为不仅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军队需要西方化的科学、工业、教育、医药，就是军官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和专业无关的西方思想——如果他们出去留学学习本行的知识的话那就更是如此。”（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册，第275-276页。）军事近代化从技物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的先导地位，拉大了近代化军队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文化堕距。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先进的军队通常表现激进，其主体意识、自为能力与社会影响的明晰和增强，促使激进的近代军人逐步逾越传统文化和体制的轨道，充当社会政治变革的马前卒。 平心而论，沿袭西法编练新军堪称中国近代军事的一场深刻革命。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资源，致使激进的军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近代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兵与民的社会阻隔，西化的新军不再是传统四民社会的另类群体，而是国民仿效的社会楷模。从“好男不当兵”到“国民俱是兵”的转捩，使“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遭遇严峻挑战，近代军人强势进取与传统士人淡出中心更呈强烈反差。近代军人挟改革之势入主社会，必然引发社会领导角色的转换和四民结构解体，进而危及传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和政制运作方式。主导改革的清政府理当意识到改变“祖宗成法”、更替社会主干带来的“后遗症”，但在防卫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由近代军人担当社会领导角色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清末军事改革与军人政治逸轨成正比，越是激进的改革，越容易诱发政治逸轨。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施行的开明政策，将湖北新军变成了知识化、社会化的政治“大学校”，以开放的军营作为集聚社会精英的场所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其社会政治意义远非封闭落后的旧式军队可以比拟。知识化的新军军人从幕后走上前台，亦改变了文盲化的旧式军人受制于四民社会文化传统的边缘角色。知识化的新式军人不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而且要求改善社会政治地位，并对国是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尽管清末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新军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但是，恶劣的军队内部关系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仍然使立志参军报国的激进军人感到不堪承受。军营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由于知识精英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而汇集成一股与正式军事组织离心离德的政治暗流，这种情状为革命党人的渗透和策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 北方新军的政治逸轨虽不像南方新军那么严重，但是影响军队稳定的因素同样存在，效忠袁世凯的北洋军和传统“以文制武”政制范型的崩溃，使清廷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大打折扣。从形式上看，编练新军实现了国家军事制度的统一，然而，清政府却缺乏驾驭一支西化军队的理念和能力。当年曾国藩开创的“半私军”之路，在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新军中进一步延伸。宗法社会的互动方式与私军性质的首属群体关系，因北洋军事统帅“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而得到加强。袁氏以“小站班底”为基础，扶植党羽，拉帮结派，借用正式军事科层制的躯壳，形成“私谊至上”的北洋军系网，“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北洋军人的行为准则，足以说明“它是私的结合”（注：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辑，第223页。）。这种被私属化非正式群体关系所掏空的“国军”与朝廷的离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指出：“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循此思路观照清末十年之情形，近代化新军与其说是强国御侮的军事机器，不如说是变革社会的重要载体，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新军进行的。激进变革中的近代军人为自身地位的重要性感到自豪，迫切希望在民族振兴和社会政治革命中扮演先锋，投身新军的政治性经历，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背弃了体制内的中坚角色。虽然新军军人也有革命、中立和反动之分，其价值取向和政治表现决非整齐划一，倘若有共同之点，则是近代军事变革的政治性经历使他们逐步疏离传统政制规范，最终充当了满清帝制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