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近年来已成为海内外学者讨论得颇为热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这种思潮在20世纪初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开始形成，并且迅速在思想界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过程，有如章太炎在1903年所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4页。） 这种现象并不使人奇怪，国为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便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备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他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竟被傲慢的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濒临灭亡的边缘。19世纪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当历史跨进20世纪的门槛时，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实行分区管制，在各区内不许悬挂中国的旗帜，而要强迫中国人悬挂他们的国旗。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才告一段落。在西方的报刊上，更是纷纷议论着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 亡国灭种的噩运，似乎随时都会降临到中国人头上。它像一个可怕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昔日的辉煌同今日的衰败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更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觉得难以忍受。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这种大变局下，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痛心地诉说：“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他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代表着当时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心声。（注：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一出现，会有那么多人立刻奔集到这面旗帜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的，但他后来抛下了这面旗帜 “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所固有，最初是从西方传来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大体产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而盛行于19世纪中叶德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它在传播和阐述的过程中，又发展出近代中国自己的显著特色。 这种思潮能够在近代中国如此迅速地传播，并为众多人们所接受，当然同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因素有关，用章太炎上述引语来说，本来就有着某些“潜在”的“根性”。那就是从先秦以来常讲的“夷夏之辨”，或者说“内诸夏而外夷狄”。但这种观念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所谓“夷夏之辨”，更多地是从文化上着眼而不是从种族上着眼的。如果其他种族接受了“诸夏”的文化，久而久之，也就把它当“诸夏”看待，难分彼此。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夷夏”的地位并不固定，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第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通常只是在民族冲突特别激烈的那些年代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观念才会突出地流传起来。平时，很少强烈地表现出民族之间的排他性。清朝入关之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鼓吹的反满思想，到清朝统治逐步得到巩固后，在一般人心中也就明显地淡薄下来。这些，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有相当大的不同。 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直接理论桥梁，是当时极为流行的、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天演论》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人觉得不寒而栗，担心自己将因“优胜劣败”而被淘汰。出路在哪里？《天演论》开出的药方是“合群”。它写道：“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注：《天演论》，《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4页。）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并没有提到民族，更没有提到民族主义。但既然万事万物只有合群“以与其外争”才能“有以自存”，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来生活在同一区域内、有着长期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西方列强又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和压迫的，一旦民族覆亡，大家都成了“亡国奴”，个人的一切便都谈不上了。这样，人们自然会逐渐认识到：只有整个民族“合以与其外争”才能“有以自存”。这同民族主义思潮已只有一步之隔。 那时，中国人能直接阅读西文书籍的很少，而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风正盛。中国人学会阅读日文比西文要容易得多。所以，同近代中国人接受许多西方近代观念往往经由日本的介绍一样，中国人接受“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些观念也经由日本的介绍。 有趣的是，中国人最早提到“民族主义”的，并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癸卯（1903年）本，第5页。）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又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已属应接不暇。”（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75页。）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很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94、95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 他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局嬗变的趋势：“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