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1)04-0035-07 “黄祸”论源出于欧洲人对古代亚洲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19世纪中叶，俄国殖民主义者在征服和侵略亚洲各国时，大肆宣传“东方的威胁”，紧接着美国出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排斥华工的浪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掩饰他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瓜分争夺的企图，证明其侵略扩张的“必要”，再次把“黄祸”论推向高潮。对此，除孙中山先生作出了系统的回击之外，部分中国报刊也有所反应。 一 对于喧嚷一时的“黄祸”论，中国人并非麻木不仁，毫无觉察和反应。检索清末十余年的报刊，可知从1898年的《昌言报》开始，此后陆续有《清议报》、《新民丛报》、《外交报》、《中外日报》、《游学译编》、《警钟日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曾经刊出有关“黄祸”的文章约有50篇，其中译载英美报纸文章约17篇，译载日本报纸文章约15篇（中国人所译日文文章的又是日本译出的英文文章），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约有15篇（不包括孙中山的有关文章和谈话），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对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视的。 由张元济编，严复、蔡元培、马裕藻等人担任“译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交报》，共刊载英报文章14篇，美报文章1篇，此外，《清议报》、《警钟日报》各译载英报文章1篇。其中值得一读的是译载英国报纸的文章《白祸论》。文章指出：“黄祸之说，创自白人”，但真实情况完全相反，“自欧人东渐，势力日盛以来，世之所谓白祸者，年甚一年，直至今日”。作者列举从16世纪以来欧洲人在亚洲各地的种种殖民侵略行动，论证“若言白祸，则诚有之”，而所谓“黄祸”，“实谰言也”。文章指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反抗列强，但目标只是要求收回被白人侵夺的土地和主权，“复其固有”而已，并称“华人性质，以太平无事为福，高掌远跖，可决其无此思想”，故“白祸去，黄祸亦消归于无有”。[1]译文未载原作者姓名，无从知道作者的详细情况，但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中，不附和舆论主流，敢于说“公道话”者也不乏其人。而中国舆论界借英国人的“另类”文章来反守为攻，亦不失为对“黄祸”论的有力批驳。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俄、法、德三国尖锐对立，因此当时的英报文章多次揭露俄、法、德宣传“黄祸”论的用心，称“俄国及依附于俄国之诸国，见日本势力坚强，出其意外，遂愈以急激之调，唱黄祸之声，此声恶声也”。[2]他们指出：“欧洲大陆各国倡言黄祸，无非徇一己之私”，尤其是俄国，一面“蚕食中国北境”，“兼并中土”，一面以“黄祸”论“欺欧洲诸人，以遂其抚有中土之政策”，“其祸之尤甚于黄祸”。[3]有的文章甚至说：“俄国跨有东亚，故亦谓为黄种”，“俄人实为亚人，非黄种而何耶”？俄国不仅“为暴欧洲”，还“将钳束中国，而制其死命，岂非黄祸也哉？是则最烈之黄祸，实惟此为甚也”。[4]干脆把俄国称为“黄祸”。 英国报纸在日俄战争期间一反其同类皮尔逊、里亚尔、克劳赛和陆军元帅伏尔赛利的“黄祸”之法，宣称来自日本和中国的“黄祸”，是“假设”的“悬揣之词”，至少“非今日之事，乃数百年以后之事也”。虽然作者预见“白人贸易远东所得利益，必有为黄人全夺之一日”，或者担忧在20世纪“欧人断不能如昔日之操纵自如，得以远驭于亚洲各国”，但相信“黄祸云者，非进攻欧洲之谓，乃使欧人不能管辖亚洲之谓也”，“黄人往攻白种之事，未必果有”。[5]英报文章之如是说，乃是为了阻止俄、法、德等国利用“黄祸”论离间英日同盟，并且把迫在眉睫的英国与俄国在中国争夺利益的矛盾放在首位。他们的所谓目前不存在“黄祸”，也仅指军事方面而言，在政治上、经济贸易上仍然忧心忡忡。 英报文章在把矛头对准俄国时，大力美化日本和他们自己。有的文章说：日本在中国东北对俄作战，“实非志在拓土，惟望中国之日臻富强而已”，“日本所求，惟辅助中国维新及开辟其矿产、增厚其防兵而已”，亦不忘表白“我英非有意侵占中土，所期者惟中国能自强自保，及英人在华贸易，得享自由权利耳”。[5]极力否认日本和英国的侵华野心。有的文章强调日本之所以强盛，原因就在日本已“脱亚入欧”，“彼日本者，非藉其黄种之能力以胜敌也，乃由取法白种，经营实业，而后有以致此耳”。[6]如此抬举日本，不仅意在说明日本不会为祸，而且要让日本与亚洲各国彻底分道扬镳，甘当英国在亚洲的鹰犬。 与此同时，英报文章极力蔑视和丑化中国。其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现实政治状况，中国“无完全无缺乏中央政府，各省规制互异，不相联属”，而且“时至今日，失权甚矣”，统治阶级“守旧性成……坚不可破”，“又安望其再有维新之举耶”。此类判断基于文章作者们对清王朝的认识，指出中国在这样一个腐败无能、受制于人而不思振奋改革的王朝统治之下，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这种观点虽含有轻视但还不能说是污蔑。但此类文章还有第二个层次，即涉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胡说“华人无学而性质又劣”，“无爱国之忱”，“性耽逸乐，能愿长处升平”，“天性懦弱，不可救药”等等，所以“不能为祸于列强”。他们还认为“华人信服日人，举国若一”，也希望中国“事事效法”日本[7]，即要中国臣服于追随英国的日本，如果中国不能走上这条道路，“若竞为（日本）所侵凌，则中国之事为有道德之人（仍指日本）所主持，犹胜于为行专制之人所主持也”，即宁愿中国受制于日本，不愿中国受制于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