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4-0120-07 19世纪中叶，西洋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锁已久的国门，从此，中西方间的接触和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充满着“血与火”的冲突和震荡中，自18世纪中叶清政府实施“禁教闭关”政策后中断的“西学东渐”进程，又重新开始启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对鸦片战争惨败的痛切反思，很快就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不仅仅靠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利炮坚船”的背后，还有制度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初，很多进步思想家逐步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密切关联。以此为契机，他们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研究和关注。故本文试结合19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的具体过程，对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勃兴的轨迹做一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 所谓“社会福利”，主要是指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了帮助社会成员解决困难，满足其物质及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相应的服务，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公共福利设施、少儿福利、老年福利、妇女福利、残疾人福利、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内容。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福利制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一经产生，便对稳定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研究和关注。具体观之，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西文化的初步接触和交流为前提条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冯桂芬和太平天国的著名政治家洪仁玕，率先介绍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情况，并主张在中国实施。 从历史上看，在中西接触之初，国人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视西人为野蛮落后的夷狄，耻于师法学习。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西方国家间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封建士大夫率先突破了“坚船利炮”的认识范围，由“制洋器”转向“采西学”，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表现在“器物技术”领域，遂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层面，以探寻西方强盛之本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冯桂芬和洪仁玕。冯桂芬曾撰文专门评述介绍荷兰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写道：“荷兰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1](P54)在他看来，向来被传统士大夫视为落后野蛮的“夷狄之邦”之所以能够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决非仅仅靠手中的“利炮坚船”。在先进武器的背后还有“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前述的收养贫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由此，冯氏开辟了从“社会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强盛本源的新路径。 与冯桂芬同时代的洪仁玕，由于其游历香港的特殊经历，使他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和认识。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太平天国应该学习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还应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他设计规划兴建医院，引进西医，以解救百姓的疾病之苦。从《资政新篇》的整个体系和内容看，它所涉及的社会福利的文字虽然并不多，但它却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进展，中西接触更为频繁，在出洋驻外公使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笔下，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介绍。 在这些出洋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西方社会“贫孩院”、“养老院”、“贫民医院”等福利保障制度规定及实施情形的记载。如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副使刘锡鸿在其出洋日记中即把英国政府的一些福利政策称之为“养民之政”，大加褒扬，说：“（英）人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乞丐，设养济院居之，日给飨餐，驱以除道造桥诸役。故人知畏劳就逸，转致自劳而自贱，莫不奋发以事工商。国之致富，亦由于此。”[2](P95)同时期随郭嵩焘、刘锡鸿赴英的翻译官张德彝则对英国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筹款办法比较关注，写道：英国的慈善医院的“各项经费，率为绅富集款。间有不足，或辟地种花养鱼，或借地演剧歌曲，纵人往观，收取其费，以资善举。”同时，他还注意到志愿者在慈善医院中的作用，即“各院医生固皆善人，即扶持病人者，亦皆善男信女愿为供奉者。”[3](P427)郑观应也说“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而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4](P527)与前一阶段相比，此阶段对西洋社会福利制度的介绍多系直接的见闻，其描述更加细致，影响也更为广泛。 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也结合其海外经历，将西方社会福利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 康有为在其变法富国论和理想社会论中，都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他认为救国必须从“扶贫救弱”开始，只有国民走出“穷弱”，国家才能变得强大起来。在《大同书》当中，他更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认为只有建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福利保障制度，人类才能真正地走向大同。而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中，集中阐释了“民生”的含义，构想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福利保障社会的蓝图，在这一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5](P89)代表了中国人民对理想大同社会的强烈渴望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