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3-0036-05 海洋经济是相对于内陆经济而存在的，海洋经济乃商品经济，而内陆经济则是农业经济。海洋经济是外向型、开放型的，其发展方向乃一体化经济；而传统上内陆经济则是封闭型的，其发展方向乃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晚清，则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 一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2、六十至九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 鸦片战争这一千古未有之奇变，引发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大裂变[1](P44-48)，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包括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徐继畬等，以及因奇异的人生旅路而引发遐思的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洪仁玕，这些人在鸦片战后致力于对传统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批评，并表达了对海洋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向往。 经世派思想裂变首先表现在农商关系上。徐继畬生活在崇奉农本主义的时代，但他却大胆地称道西方致富致强的原因在于工商，在《瀛环志略》卷4中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在这里，徐继畬流露出了对我国传统重农抑商的不满。在《瀛环志略》卷2中，徐继畬盛赞古代中国海外拓荒的传奇人物虬髯客：“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效仿西方以商立国，走海外殖民的致富之路，崇尚海洋经济，就是徐继畬的主体思路。魏源也认为要处理好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于是在《圣武记》卷14中提出“缓本急标”论：“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魏源主张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认为这样可以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遍、漕便[2](P416,411)。 就经营方式而言，经世派也有新的认识。龚自珍在他的晚年，较为明显的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如他对拥有少数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富农经济，就予以了肯定[3](P196-197)。魏源还提出允许官民自办工厂，鼓励私营，这都极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至于洪仁玕，由于香港经历的影响，他也产生了相类似的看法，这在《资政新篇》中触目皆是。 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于外贸方面。 包世臣在鸦片战前基本上是以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对外贸易问题，但到了鸦片战后，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表示了严重的忧虑。他在《安吴四种》卷26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恃……”这种对英国海洋经济侵略后果的认识，在当时是比较早的。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拘泥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于民于国均有益处。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他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4](P885)林则徐不从使用价值角度而从交换价值出发去看对外贸易，这是他高于别人之处，也反映了他对海洋经济的向往。 在对外贸易上，魏源主张扩大进口范围，如大米、武器、铅、铁、硝、布等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防的物质均可输入，并运用贸易差额理论予以分析。对于国外贸易，他认为应由私商来操作，国家可派军舰护航，以保护之。在此基础上，魏源进而提出了海权问题。他在《海国图志》中宣示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海国时代，于是急而提出四策：创设新式海军，倡导海军现代化；发展工业与航运；经营南洋作为藩镇；倡导海洋风气，转移国民观念。为了转移国民重陆轻海的观念，他着重强调了三点：利用轮船改良漕运；训练文武大吏多习于海事；改良科举，开创水师（海军）特科培养海军人才[5](P219-233)。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西方海国依仗着其发达的海洋经济，向外扩张，气焰之盛，几乎如日中天。在此大背景的折射下，魏源较明确地提出海洋经济思想，并详予阐述，在当时实为难得。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在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可贵之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中一些传统遗留有清醒的了解。如汤鹏在《浮邱子》卷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这是一种变相的“绝夷舶”思想；龚自珍对于对外贸易虽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又说：“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人”等[3](P170)，则又反映了他的传统的重食轻货思想；在林则徐的观念中，始终潜存着农本思想，他认为“天朝”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之所以鼓励除鸦片之外的所谓正当贸易，也有军事角度的考虑；至于魏源，农本思想之根依然深固，1852年他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于卷61中仍说：“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上述经世派的种种不足，反映了他们在海洋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感性色彩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