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1至13日，由日本创价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创价大学创办人、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中国孙中山研究著名学者陈锡祺和陈胜粦向研讨会致辞表示祝贺。 数十年来，孙中山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十分关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开拓孙中山研究的问题，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种研究趋向在此次研讨会上也可以看到。以下将与会学者提出的部分学术观点做一综述。 一、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 关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时期南北议和的态度，近年来不少研究都有所涉及，或说他主动赞成，或说他被迫让位，或说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对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当年议和所做的反思，进行专文探讨的似乎尚不多见。本次会上有文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孙中山对列强、对军阀等的认识有所变化一样，他对当年议和的评价也改变了。孙中山对辛亥议和的反思可分成三个阶段：“二次革命”前，他认为让位于袁世凯既是正确的（不但因此可迅速结束战乱，而且因为袁是当时治国安邦的最适当人选），又完全是他个人的自主选择。“二次革命”后，随着孙对袁认识的深化，他对于让位之举自然要转为否定，但仍强调妥协是正确的，“只是那一次我轻信了袁世凯”。1918年之后，孙中山不仅指出对袁的调和与妥协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更认为责任在革命派“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使其无法施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革命方略。实际上，关于辛亥南北议和的原因、责任和评价，孙中山不但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也有不同说法。所以，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不仅由于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澄清，更由于孙中山的这一段经历和他由此得出的认识与其在晚年反对军阀的策略变化和三大政策的提出是相互影响的。 民元议和之后10年，孙中山与陈炯明为武力抑或和平实现南北统一发生激烈争执。有文章认为，孙中山在1919年以后，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武力实现统一，以谋求国事的根本解决。他虽然承认以实行联省自治为统一之基，但其政治主张的实质却是武力统一，是企图利用联省自治运动来搞第二次护法。这是孙陈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该文指出，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孙中山坚持的1921-1922年北伐，条件确不成熟；要陈炯明提供必需饷械，亦有其实际困难。孙中山的失败似乎应验了陈炯明的预测。然而，就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孙中山主张的武力统一方式由1926年后的北伐胜利而得到初步证实，又由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得到进一步证实。相反，陈炯明通过军阀妥协以统一中国的设想，毕其一生，均因军阀持续分裂混战而落空。但该文又强调，无论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古今中外都不乏成败的例子，究竟何种方式为宜，或者由一种方式转换为另一种方式，都要视历史条件和时机来决定。该文还认为，尽管孙陈二人因统一方式的分歧而至炮火相见，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异中有同：像孙中山一样，陈炯明也还是在谋求中国统一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并坚拒日本赠送巨款以求与之合作的企图；而且两人都并不绝对排斥另外一种统一方式，只是侧重各有不同。 但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考虑到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后撰写《实业计划》等史实，不能说孙在1919年后已转向武力统一。事实证明，在中国要想从武装反革命手中夺取政权，就必须通过武装革命，“和平之法”只有依托并服从于武装革命，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孙中山依靠武力进行革命的思想，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思想。遗憾的是孙中山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之，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往往放弃武力，转用“和平之法”。 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会上有文章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明他已经从武力统一转变到和平统一，而这一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该文认为，孙这时既反对军阀的联省自治，又反对军阀的武力统一，他总结了以往借助军阀力量和寄望国会议员谋求统一的经验教训，最终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光落在了全国民众的身上，真正认识到和平统一最基本和最可靠的力量在于人民，因此提出以国民会议来解决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这是他在建国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和巨大贡献。该文还指出，纵观孙中山一生追求祖国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可知，他虽不是一般地反对使用革命武力，但只要有一线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他总是不愿意轻易诉诸武力，以免伤国家的元气。 按照孙中山“建国三程序”（又称“革命程序论”）的设想，召开国民大会是第三个时期即“宪法之治”（后来发展为“宪政”）时期应做的事情，那么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是否如有些学者认为的，意味着他放弃了革命程序论呢？会上有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指出，民主政治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实现，这是孙中山一贯坚持的根本主张，不可能轻言放弃。而召开国民会议是为了谋求全国和平统一，为实行民主政治创造条件，这与革命程序论中所说的在实现完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不是一回事。孙中山在其晚年确实有很大变化，然而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看来还需要学术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关于孙中山的那些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史料。 二、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活动 孙中山曾经讲过，革命的成功与否，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帮助武力，好像左手帮助右手。本次会上，即有学者专文探讨了欧战期间孙中山在以外交力帮助武力从事革命中的得失正谬。这里既有澄清史实的问题，也有如何评价的问题。该文认为，孙中山的联日反袁策略适应了欧战开始后的日本侵华外交，为了攻倒国内政敌而以如此之代价求助于亡我日亟的敌国，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日人借给孙中山的最大一笔贷款仅为70万日元，其余借款合计也不过数十万日元，所以又是得不偿失的。关于参战问题，该文认为，中国要想在战后和会上有发言权以争回主权，参战是惟一的选择；而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参战，实另有潜因，即通常所说的孙接受德款问题。文章在考察了各方记载后认为应有此事，并进一步推测说，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去海陆军大元帅，大概也是由于这笔德款已经用完，从而失去了对海军和护法议员的影响力。总之，在这4年多时间里，孙中山为救国与革命而采取了种种手段，这些手段在旁人或后人看来，是不无可议之处的；就成效言，可称为成功者亦不多。文章最后强调，1919年夏秋以后，孙中山严厉抨击日本政府、军阀的侵华行径，实即对军部和外务省中他过去的合作者不留余地的抨击，这种态度，应是经历了数年失败之后的觉悟，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