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1)04-0063-07 对熊希龄的历史定位，涉及到他人生的三个重要时期。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一、湖南维新运动时期 以往学术界在评论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维新派人物时，都明显地存在着扬谭（嗣同）、唐（才常），抑熊希龄的倾向。具体可以举出三例。一是有的论者将湖南维新派划为左、中、右三派，认为左派是谭嗣同、唐才常，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中立场坚定；右派是陈玉箴与江标，他们一旦受到攻击，便妥协调和；而熊希龄与梁启超被划为中派，中派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态度。[1](P39)二是不少论者论述湖南维新运动的成果《湘报》时，也都只突出谭、唐，对熊希龄很少有具体的论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如《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与王栻的专著《维新运动》，都说“《湘报》是由谭、唐集资筹办”。[2](P26)甚至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湘报》“说明”和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都认定谭、唐是《湘报》的主持人，而把熊希龄说成是《湘报》撰述（注：参见《湘报》影印本说明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前者系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后者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三是有的论者以熊希龄在南学会的讲论会上宣讲时事时，强调对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为据，指责熊希龄等创办南学会的目的“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3](P54)。 如上所举的这三个方面的判断或论证，都可以说是不确切的和不能成立的。首先，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决不是什么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中派人物。严格地说，湖南维新派中间也不存在什么左中右三派。维新派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虽然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激进一点，有的温和一些，但却不是派别的差异。谭、唐之被认为是左派，无非是因为他们在《湘报》上发表过一些言词激烈的文章，后来又杀身成仁。但是要说当时言词最为激烈的，谁都比不上樊锥和易鼐二人。樊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之说，易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两”之论。[4](P50)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全盘西化”论者。熊希龄的确没有发表像谭、唐、樊、易一样激烈的言论和文字，这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处境是有关系的。他是刚刚中式不久的进士，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湖南多项新政的主要负责人，如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都以他为灵魂，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处境，加之他处事稳重、干练，使得他不可能像谭、唐、樊、易那样无拘无束地发表激烈的言论和文字。查阅当时的《湘报》，也几乎看不到熊希龄的文章，这还说明当时的熊希龄十分繁忙，他大概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撰写文章。但这并不能说明熊希龄不激进，要知道谭、唐、樊、易的激进文章，正是在熊希龄主事的《湘报》上刊出的，试想没有熊希龄的同意和支持，那些言词激烈的文章能够刊出来吗？有这样一个例子：1898年3月29日，《湘报》刊登易鼐的一篇使得湘抚陈宝箴阅后“骇愕汗下”的文章（即《中国宜以弱为强说》），陈宝箴当即嘱幕僚欧阳中鹄给熊希龄写信，谓该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宣言”，要熊希龄“收回”文章的影响并“著论救正”。[5](P609)可是熊收信后，并未“收回”，亦未“救正”，仅只在4月1日的《湘报》上刊登了一篇《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的公开信，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4](P53)这实际上仍是对于易文肯定。由此也可以看出熊希龄对待这些激进言论文字的态度。正是因为如此，才招致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稍后不久从湖北给湘抚陈宝箴发来的电报，指责《湘报》所刊文章“十分悖谬”，“其偏尤甚”。陈宝箴接电后，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5](P609)于是从1898年 5月20日以后，《湘报》上就再也见不到以前那样的言词激烈的文字了。 其实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熊希龄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谭嗣同与唐才常。谭、唐等在湖南维新运动初期有过激烈的言论，却并未直接卷入与反对派争斗的漩涡中去，后来他们都一一退出了争斗的场地。熊希龄在维新运动初期以沉稳的姿态出现，但当斗争渐次升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他却是冲锋在前与反对派短兵相接的第一人，也是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斗争场地一直斗争到底的一人。为了与反对派斗，他甚至与妥协退让以求自保的湘抚陈宝箴闹到几乎决裂的地步。[6](P167)他就利用他所掌握的《湘报》，在1898年7月10日王先谦等上《湘绅公呈》给陈宝箴的第3天，即7月13日，在《湘报》刊出了《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抨击。接着又在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揭露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种种不光彩的行为和言论。他的这些过激行动，已经使他预感到，他与反对派的争斗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甚至有身家性命之忧，但他全然不顾。 在湖南维新运动初期，据谭嗣同写给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所称：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之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7](P474)如今的熊希龄，可以说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8](P78-79)由是观之，熊希龄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谭嗣同。本来他也将与谭嗣同在北京共事，说不定也会一同流血遇难。1898年8月19日，清廷电寄陈宝箴，要陈传知熊希龄“迅速入京，预备召见”。[9](P538)当时与熊希龄同时奉命入京的尚有江标。俩人相约同行。不料熊忽然大病一场，耽误了行程。及病好正要入京时，已是9月下旬，时北京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被御史黄桂鋆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语人道：“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10]皮锡瑞在日记中也说熊倘若入京，“同入军机，必一同受祸矣”。[11](P141) 其次，关于《湘报》的创办者和主持人是谁的问题。按照《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维新运动》、《湘报影印说明》和《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书，把《湘报》说成是由谭、唐集资筹办，把谭、唐说成是《湘报》主持人，把熊希龄说成是《湘报》撰述，这都与事实不符。谭、唐之于《湘报》，严格说，他们只是参与者或协助者，并非主持者。他们在创办《湘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不能与熊希龄相比。《湘报》筹划时，谭嗣同尚在南京，他是《湘报》发刊前二十多天才从南京经武汉，回长沙的，没有做筹创的具体工作，也没有担任《湘报》的主要领导职务（仅任董事与撰述）。唐才常在《湘报》筹建时正担任《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主笔，他亦无法分身为筹建做具体事情，并且筹议时熊并未请他作《湘报》主笔，而是请的戴德诚。皮锡瑞在1898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观秉三所办湘报馆，活字机器皆备，请戴宣乔（乔又作翘，即戴德诚字）主政，二月初即出报”。[12](P92)后因戴德诚充南学会坐办，方将主笔改聘唐才常。其实关于《湘报》的创办者是谁，上文引用皮氏“秉三所办湘报馆”之语即已有了解答。唐才常在《湘报》发刊词中更是说得清楚：“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4](P42)唐才质撰唐才常年谱亦有“焦希龄发起《湘报》，亦公任总撰述”之谓。[13](P272)这些言论，都表明了熊希龄在《湘报》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