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史”在梁启超那儿就是“学术史”或曰“学术思想史”，这就像今天我们有人将Intellectual History译为思想史（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人则译为学术史一样。汉语有“学术思想史”之词肇始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注：见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新民丛报》创刊号所载广智书局《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广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我国有“中国学术思想史”之作，发端于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认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下同）第1页。）从他多篇论及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的论著看，他是将那些与社会宏观运动相联系，决定、影响乃至改变国家政事、法律、风俗，以及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的“学术因子”纳入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而任公本人亦将其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浑为一体，不仅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旗手，同时更是学界之泰斗。他政治上移时而迁，学术上几乎驰骋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故而20世纪的各种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那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身上汲取养料，同时也有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或多或少地承袭了他的某些缺失。这诚如张灏先生所说，梁氏的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永久的组成部分”（注：〔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一、梁启超现代学术思想的建立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 1901年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一百期上郑重地发表了《南海康先生传》。他说：“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59页。）客观地说，是作为“先时之人物”的康有为，拉开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序幕；而经过《清议报》磨练的梁启超，至《新民丛报》开张，明确提出新民说之后，才真正开创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新纪元。 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是欧洲，作为划时代的学术思想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下卷的开章中说：“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两点全有连带关系。”（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了一个风雷激荡的大变动、大发展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剧，中国士人逐步认识到学习西方“新学”的重要性。从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到张之洞最为乐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流行，无不孕育着新的时代精神的形成。直至康有为先后七次上清帝书，终将学习西方而变法图强的精神化为实际的社会运动。学习西方增强自身新陈代谢的能力，与各国列强相抗衡，成了20世纪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是20世纪的“中国魂”。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的主编许纪霖非常重视张灏先生的下述观点：从1895年到1925年的30年，可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注：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序2页。）。在此转变中，康有为无疑是一位伟大人物，称他是中国“新学”的奠基者，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为了给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他撰著并向其学生讲述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大同书》等著名著作，将西方近代的进化论与“公羊学”三世说以及将近代西方民主民权思想与儒家民本主义相互比附，以便在儒家的店铺里来兜售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未免有些幼稚、有些“离题”、有些曲解儒学的原本意义，然而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国人不熟悉、更不接受西学的形势所迫，他不可能径直地将国人视为歪理邪说的西学堂而皇之地奉献给泱泱天朝的达官贵人，同时，康有为作为东方的一名儒士，总是怀有保存祖宗精神遗产的强烈愿望，所以恰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康氏对经书的处理并不客观，但这并不影响其哲学成就，理由是“康氏所处之世，正值社会与政治大变化”之际，形势迫使人们要“彻底重估儒家传统”，而“武断与牵强乃因儒家并不能预先知道近代的问题。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被大家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和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注：〔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页。）萧公权先生的这段评价无疑是很正确的。但这也从反面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康有为的新思想此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形式。而这一工作恰恰是他的学生梁启超在亡命日本之后完成的。 还在万木草堂协师撰著《新学伪经考》的时候，梁启超就觉得康有为有些武断，犯了科学家的大忌。然而由于其师的思想像狂飙、像地震震撼着他的心灵，所以他绝不可能为此“支节”而对其师的学说作进一步的“怀疑”。而亡命日本后，他开始全面及较有系统地接触到西方学术，逐步理解到西学的基本精神，特别是读到西人的“十九世纪欧洲文明史”以及有关论帝国主义的著作后，他真正地获得了近代科学的眼界。而当他于1903年赴北美大陆作长时间的实地考察之后，便开始认识到非走“新民”之路而不足以救中国。“新民说”大体上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