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1)03-0031-07 1894年8月1日，清廷在遭到日军海陆攻击后被迫对日宣战。光绪帝发布密诏：“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2-3页。）学术界通常将这一上谕内容称之为“海守陆攻”战略。有的学者还本着“进攻就是积极的，防御就是消极的”公式，肯定其“陆攻”的一面，否定其“海守”的一面。本文认为，笼统地说8月1日上谕标志着“海守陆攻”战略的形成，是不确切的；不从当时的战场具体形势出发，笼统地说进攻一概比防御好，也没有什么道理。鉴于“海守陆攻”战略对甲午战争前期的战争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和朝鲜半岛地形状况，对该战略的形成及作用做深入、具体的分析，方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与日军相比，其海陆军无论是编制、武器装备、技战术水平、战略谋划和作战指挥能力都已相差甚远。清廷虽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毫不掩饰的侵朝侵华野心有所察觉，却对此缺乏相应的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缺少成熟的战略计划，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 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两天后，光绪帝谕令：“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之至意。”（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当时清廷朝野大都将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东学党起义上面，尚无人顾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入侵的严重威胁。6月12日，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派兵在朝鲜仁川登陆，形成中日两军对峙之势。清廷犹受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错误判断的影响，认为“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故频频与日本就两国从朝鲜撤军一事进行交涉，仅把增兵朝鲜看成是增强自身谈判实力的筹码，主张“倭如添兵未已”，我多拨兵入朝，“以助声势”（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3页。）。 清廷最早认清日本政府蓄意发动战争的真实企图是在6月下旬。6月25日，日军开入汉城，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的亲日儡傀政权，明摆出一副与中国开战的架势。光绪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谕示李鸿章：徒以“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8页。），要他加强战备。7月1日，他更明确指出：“傥韩竟被逼携降，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75页。）作为清军的最高统帅，光绪帝能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威胁，及时摒弃单靠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的做法，在外交谈判的同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无疑是正确的。 但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成功地指导战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当时还不存在一批深谙近代战争，遇事思虑周备，而非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将帅人才。 我们从当时清军最高统帅和参议机构的组成看，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甲午战争中清军鸭绿江防线被攻破，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他仍不顾军情紧急，进见光绪帝“商量庆典（指慈禧庆寿典礼），几及一时始下”（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04页。）。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享乐外，对外情知之甚少。另一部分即所谓“帝党”成员。其中户部尚书翁同和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08页。）在统兵备战方面才略太短的还有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实际经验的缺乏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在清朝重臣中，还有一人能够对甲午战争初期的战略产生影响，这就是时为北洋大臣、手握北洋海陆重兵的李鸿章。多年办洋务、练兵，他对近代战争有所了解，但在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都主张和局，痛感中国备受欺凌的光绪帝对其大为不满，“帝党”成员也同样对他有意见。故时人评论说：“朝中不信任李相，颇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尚倚重。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注：《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第109页。）在此情况下，宦海沉浮多年、深谙保身之道的李鸿章自然不会就作战问题诤言苦谏，即使必须有所建言，也往往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来表明态度。至于慈禧，自光绪亲政以来便退居幕后，主要通过军机处的孙毓汶来控制朝政。甲午年恰好是她的六旬大寿。她为筹备和举行盛大庆典，一开始并不希望开战，曾公开警告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92页。）但她同样轻视日本，主张对其予以严惩。事实上，对于打败日本人，当时中国朝野上下95%的人都深信不疑，这就使得李鸿章和前敌将领的谨慎低调态度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