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3-0068-06 自从西学无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并对传统中学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巨流发展的转向改道的作用，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学术文化思潮的不断涌动，就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之所以别之于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碑。古代中国并非没有变革，但这种变革至少与西学引入后的近现代中国的变革不属于同一个层次。有学者简洁地将前者概括为“传统之内的变迁”，将后者称之为“传统之外的变迁”(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 or 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这一变迁，主要体现为近代“新学”的形成。然而，如何从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意义上真正把握和理解社会转型期的近代“新学”，却是至今未曾解决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 一 把西学认定为“新学”的说法始于以推广西方文化为宗旨的所谓“广学会”。广学会声称：“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1](P214)在近代西学冲入中学河道之际，正是肩负传播推广西学的传教士们，首先确立了西学即新学、中学即旧学的判断。李提摩太的《新政策》所开具的改造中国的方案即称：“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今既万国来往，则各国通行之新学亦不可不知，增之则大益，不增则有大损，譬单轮之车，未尝不可以行远，然改为双轮，牵以骏马，不尤稳而速乎？各国新学均有专书，应先设局筹延聘通人……广为翻译。……泰西之新学，非一国之学，一人之力也。”[2]（通论，卷二） 在另一篇关于中国新式教育体制构想的文章中，李提摩太直接提出的就是设立新学以代替所谓“旧学部”的礼部[3]。此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英人甘霖的《中国变新策》，也都重复了这种说法[1](P266)。 西学亦即新学，中学亦即旧学，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也是早期中西文化冲突中立足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而且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动、社会转型已经发生的近代初期，学术文化的变迁是相对滞后的。在此条件下，中西学术文化对比（首先是民族性）确实也体现了新与旧（即时代性）的历史差别。不难承认，从大洋彼岸汹涌冲入中国的西学是千年如旧的传统文化转向更新的起点。然而起点的惯性虽然具有长久的影响，却注定不能成为标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学”的同义词。问题在于，随着西学的引入和逐步向中学的渗透，传统中学本身在不断被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不同于“旧学”的质变，即“新学”。因而，源于早期传教士西学即“新学”的认识，就很难涵盖这一历史性的学术文化的变迁。对此，梁启超提出了有力的辩驳，认为“洋学”（西学）不等于“新学”：其一，教授西学的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所共闻也”。之所以如此，因西学教习不通中学，“其能言中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几绝矣”。其二，“新学”人才应是“通中西古今”者，而绝非仅通“西学”而已。“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尤其对于政学，“必于中国前古之积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势知其所终极”，因而，“故非深于中学者，不能治其业”。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不能走单纯崇尚“西学”的道路：“彼夫西人箸书（西学——作者注）为我借箸者，与今世所谓洋务中人介于达官市侩之间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3]尽管西学是引动中学趋变的重要动因，但它却不可能替代中学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作用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并且成为几代中国进步士人追求的“新学”，当然不可能是与中学无涉的“西学”本身的简单移植，它只能是在传统中学根系上的新生或者是在其主干上的“嫁接”。诚如时人所悟：“中国之为师者读之（西书——引者注），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指，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1](P215)因而，西学即“新学”的说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 二 西学即“新学”说，根本无法包容近代“新学”所指称的全部内容及其范围。被时人称之为“新学”的内容大致包括：（一）有关主张学习西方、介绍世界知识、提倡社会文化变革的认识和书籍。“自海禁大开，西风东渐，新学书籍日益蕃滋。其间如《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诸书，皆因愤时感事，积不能平，而不觉言之过激，此所以学究家之訾议也。”[4](P607)不惟如此，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也都被认为是“救时图存”的“新学”。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提到梁氏著作时也说：“其著《饮冰室全集》，言新学者，家有其书。”[1]（四，P49）（二）专指当时切于社会实用的算学、经济一类的“实学”。戊戌时期，谭嗣同在湖南浏阳将旧式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并呈请学政江标批准。此为湖南新学推行的开端。梁启超回忆说：“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1]（四，P255）当然，“实学”不仅指算学，它还包括了当时一切关于“时务策论”的方面[5]。因此，“新学”也是特指不同于科举八股内容的时务策论等新的课士内容。就此而言，“新学”就是“实学”，如梁启超所言：“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等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方自治政体为主义。”[1]（一，P300）（三）就制度层面而言，“新学”也具体化为“新学堂”之学。“中国学堂初设，新旧相争，外输知识，内固根本，实在斯时。”[6]所以，学堂制度的创立，被看做是近代新学的标志性成果。张鹤龄说：“今议国家设立学部……尽改科举取士之法，使天下之才俊，以学堂为渊薮……趋向既专，精神各奋，民之鼓舞于新学。”[7](P60)“新学”一词勃起于甲午战争以后，风行于光绪宣统之际，而近代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规模的建立，也正在此时。在蔡镇藩上《请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和朝廷颁发的《速成简易学生准考优拔》等文件中，都明确把学堂出身者称为“新学”之途，把“学堂科举”并存的现状称为“新旧并行”[1]（二，P384）。新学堂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包容了西学的内容，但就学堂整体而言，却只能是属于“中学”，而不能定性为西学。这不仅因为其“中体西用”的宗旨是任何真正的西学体制所未有的，而且学制本身也是中国化的。（四）近代“新学”一词还用以指称不同于传统学术文化的一种“向新”的趋向。“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故两年来，支那人士诚见言论，颇有异于昔日。”[8](P42)因而，“新学”流风所及，表现在“新诗界”，则是“用新名词，新典故”，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乙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9](P108)史学遂有梁启超之“新史学”，舆地学便有西北地志学，考古学则有金石、甲骨之学。“后至同、光，流风未坠，皆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其体例颇合近代著史之法”[10](P43)。新的时代蔚成新的学术风尚，“新学”则是对其学术文化新趋向的一个最为简洁的概括。一如王国维所言：道咸以降之学即“沿此新取向走下去”，自然是“治一切诸学”，故诸子学、佛学也都随之而兴[11]（卷二十三，P26-27）。这种学术文化上趋新的风尚，显然是在西学的推动下形成的时代性潮流，但却不能称之为西学。因为它不但具有杂糅中西的特征，而且其主流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内容，“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