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初年的国粹思潮，学术界大多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一、这次“古学”运动发起人是资产阶级革命著名的理论家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由于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连同他们发起的国粹思潮，也加以肯定。二、这个思潮所打的旗号是爱国和抵制欧化，大约正因为有这两条，人们通常愿意把这个思潮称之为爱国的进步的。对这两条的实质却很少有过认真探究。至于他们宣传“古学”时把封建主义、复古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起宣扬，也都采取谅解的态度。可是，评价一种学术思想或者评价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主要是看它的社会实践，即对社会历史进程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而主要并不单是看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宣言。 我这里说的20世纪初年，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前这段时间。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在大变动时期，当时的历史特点是：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发展，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二、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等人迅速堕落为保皇党，坚决抵制和反对革命。随后，立宪派和革命派就改良和革命进行了大论战。三、大批知识分子在中日战争之后，为寻求中国的出路，冲出国门，留学外国，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醉心欧化”和盲目崇洋的现象。这部分人主要是买办阶层和一部分缺乏自信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国粹主义思潮。以章太炎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为旗手，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提倡“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如何评价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它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所起的作用，有必要对国粹思潮的活动内容和社会影响加以分析： 第一，国粹思潮的出现主要目标是抵制西学。国粹思潮的骨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学识和理论方面是有相当影响的。这批人有很深的旧学根底，对旧学有浓厚的感情，提倡国学，宣传国粹，迎合了革命派内部旧学根底较深受新学影响较少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也迎合了立宪派和其他派别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很快形成一种思潮。至于出现国粹思潮的上述两条理由，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例如：其一，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太炎演说录》第6页）可见，防止欧化，是提倡国粹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当时“醉心欧化”的人究竟有多少，都有些什么样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没有说。不过，在19世纪末，由于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广大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清王朝失去了信心，把眼界引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和日本，向这些国家探求真理，寻求中国的出路。于是就出现一些人“大购西书”，想把清王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西方各国作个比较，查出中西之间差异的究竟。恰好在这时候，中国开始向国外大批派送留学生，这种历史现象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两种心态：一种是担心西学的盛行，会冲垮旧学的堤坝。这是一种保旧学防西学的心态；而另一种人，即知识分子当中的有识之士，这部分人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对这些现象报以极大的热情。例如，1902年4月，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就尖锐地指出：“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尽管梁启超在这个阶段也有过主张“取旧学磨洗而光大”的言论，但对西学还是抱比较积极的态度的。正如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过的：“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就在20世纪初，他先后介绍了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有影响的思想家达50多人的学说给中国。并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根据自己的理解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政治主张，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第167-169页。）。在这个阶段，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有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形成“全盘西化”的思潮。国粹主义的兴起或多或少把矛头指向“全盘西化”或“醉心欧化”，这未免有些过于牵强。实际上，如章太炎所说的那种断言“黄种必定剿绝”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对革命事业构不成威胁。 当然，由于国粹派的主要人物，多曾经向往过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对西学多少有点认识，在倡导国粹时，总不愿与西学过于对立，而喜欢说“国粹无阻于欧化。”许守微就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西人的“算学之入中国，翕受之而成一精妙科学也。今译学又然。……而能治国学者，新学脱稿，争走传诵，奉为瑰宝。”国粹无阻于欧化，也讲了一些道理。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谈到国学时，则认为国粹是“精神之学”，西学是“形质之学”。主张西学的人是“糟粕六经”，“放弃道德，掊击仁义”。而国粹则是“道德之源泉”，“文章之灵奥”。可见，作者的根本态度，仍然是排斥西学，崇尚国学。 其二，关于用“激动种性”增进反满立场问题。章太炎曾经这样说过：“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倒是他们提倡国粹的初衷之一。不过，这里的“激动种性”和“爱国”都是有特定含义的，具体说来就是利用所谓“夷夏之辨”的封建传统思想和历代汉族反抗国内其他民族统治的史事，鼓动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排满和推翻清王朝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有一致的一面，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革命的一面。然而，章太炎、刘师培有排满思想并不仅是为了革命而排满，而是自小就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书著中承继了这种排满思想。到20世纪初年，公开举起国粹旗子时，这种排满思潮便达到高峰。在这期间国粹派的排满文章和诗词，大多出于《国粹学报》和南社一些作者之手；《民报》自章太炎、陶成章相继接办以后，也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如黄节为《国粹学报》第一期写的序文中所说：“栖栖千年间，五胡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尽是中国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的滥调，没有半点新的观念。黄节在《国粹学报》第二至第七期连载《黄史》，第一部分就是“种族书”，以封建主义的大汉族主义错误观点，大谈所谓“种源、种别、立国、种名、国名、氏族变、通种、攘夷、防汉、辩同种、惜明、重哀发”。其《黄史列传》百余篇，则大多宣扬宋末抗元、明末清初反满人士英烈事迹。（注：参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第160页。）可见，国粹派的排满反清起步是很低的，其思想武器仍然是几百年前的正统观点和大汉族主义。这种手段在国民没有觉醒之前，可以利用民族情绪起来反对清王朝的统治。但当人们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以及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化之后，对这种封建正统的论调，就没有太大兴趣，起来响应国粹派号召的并不太多。况且，这些论调，都是有悖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就说过：“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思想。因此，国粹思潮在对革命队伍产生消极作用的同时，另外一部分人，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中的一些人在革除封建制度的方向上却还是或快或慢地走着，并没有因国粹思潮的复古影响而停止前进步伐。借国粹以排满并不代表一种进步思潮。因为，清王朝腐败的原因并不仅是满族的统治，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腐败，清王朝的统治层主要是由满汉两族的贵族地主组成的，而且在各级统治者之中，汉族地主肯定是占多数的。况且，所谓“国粹”也并非汉族所独有，真正的国粹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融汇的结晶。借“国粹”排满，即使在当时也不是应该赞誉的。况且，由于把排满放在第一位，就削弱了对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认识，即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认识。章太炎在倡导国粹思潮前，正当他还是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时，他的反帝立场还是鲜明的。1897年，他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中，指责清政府“有兵实不练，有学校不教”，致“受侮邻国”。他主张联络日本，共同对付泰西和俄罗斯。到了1907年9月他在《定复仇之是非》一文中便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斯于颠覆清廷而出，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不合当时革命的历史潮流的。尽管章太炎的排满思想，有推翻清王朝的一面，有反对帝制的一面，但把近代中国的落伍看成是满洲人统治的结果，无论如何是片面的。实际上，打出国粹思潮的章太炎等人，革命思想已逐步在退潮。1907年发表的《五无论》还能赞扬“共和政体”，而到1908年10月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就对议会制全面否定，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