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国的文化取向，因此值得认真研究。在考察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以下三点：1.西方传教士千方百计企图向太平天国军民灌输正统的基督教。2.洪秀全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坚持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3.洪仁玕本人的宗教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广东时期主要接受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香港、上海时期全盘接受西方正统的基督教；在天京时期两者的影响兼而有之，但就总体而论前者逐渐占了上风。正统的基督教和拜上帝教的相同点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西方传教士的共同语言，而两者的不同点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西方传教士唇枪舌剑反复辩论之所在。洪仁玕作为拜上帝教的最初信徒和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第二号领袖人物对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 洪仁玕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国门刚刚被英国大炮强行打开的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还是相当困难的。直到1856年传教士杨笃信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还在抱怨：“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留心听道，听了以后说，很好。但只到此为止。”同年10月5日杨笃信在给伦敦的另一分报告中进一步分析说，他们的“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注：R.W.Thompson:Griffith John,Thc Story of Fifty ycars in China.P.57.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88～1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种大背景下洪仁玕早在1847年就与族兄洪秀全一道奔赴广州，向美国基督教南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的知识。这是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首次接触，虽然时间并不太长。1852年因未能赶上金田起义的队伍洪仁玕南下来到香港，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学道。为了使世界了解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洪仁玕特意将洪秀全的文件交给韩山文，后者据此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洪仁玕在韩山文的资助下到达上海企图北上天京受阻，在上海住了5个月，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慕维廉、麦都思等人相交往，向艾约瑟、慕维廉学习天文历算，关系甚好。据洪仁玕自称：“前在尚海得与众先生交游酬应。朝夕聚晤，辩论真理，渥承教益，茅塞顿开。”（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11月间退回香港，正式受洗。1854年冬到1858年他在香港任英国伦敦会助理。伦敦会是成立于1795年的一个老牌的超宗派的传教组织，在香港和上海有较强的传教力量。该会传教士理雅各与洪仁玕共事了约三年，理雅各当然知道洪仁玕与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的亲戚关系，也看到时常有人来找洪仁玕，要他率领他们到内地去参加太平军。但理雅各力劝洪仁玕“不要与起义者有任何瓜葛，并说他应当为已经逃脱牵连而感恩”。理雅各在不得不去英国的前夕还强令“不准洪仁玕去参加起义军，必须留在香港”。（注：Heien E.Legg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pp.91～92.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2页。）但洪仁玕对此不与理会，1858年再次提出去天京，“欲翼赞王猷，广播福音，使率土之滨，扫清泥塑木雕之物，共归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之圣教也”。（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页。）临行之前他特将家眷及堂兄洪水保接到香港居住，洪水保后在理雅各家当仆役为生。想到太平天国首都开办礼拜堂的传教士们对洪寄予厚望，特意赠送盘缠。洪仁玕从香港起程经广州、江西、湖北于1859年4月22日终于到达天京。不久被洪秀全封为干王，主持朝政。在上海的所有英国传教士联名“恭贺他平安到达南京，并勉励他保守纯洁的福音”。（注：杨笃信：《中国五十年史》。）在香港的传教士马上用轮船将洪的家眷送到天京。洪仁玕为了培植太平天国与外国人的友好关系，与理雅各保持着通信联系，他还托人带了1000元银币到香港分赠10位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友人，其中赠理雅各100元。 洪仁玕执政不久，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提出了他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在宗教政策方面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提出“凡外邦人……不得擅入旱地，……惟许牧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凡与外邦“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召祸也”。这实际上是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动辄以“万国真主”自居的批判与否定。《资政新篇》还介绍英、美二邦“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并公开宣称理雅各、艾约瑟、慕维廉、觉士、罗孝全、卑治文、花兰芷等英、美传教士“与小弟相善也”。至于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不仅“与弟相善”，而且“爱弟独厚”。（注：《太平天国印书》第682～6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洪仁玕的潜台词是与基督教真正接轨，不再坚持洪秀全创立的洪仁玕本人信奉过的拜上帝教。正因为如此，《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理雅各承认“我希望他……在政治方面能有较智慧和慎重的行动。他当初发布的一些文告，和他呈献给天王的长篇奏章（指《资政新篇》），并不令我失望。”（注：Missionary Magazine.1862年10月.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3页。）特别是艾约瑟将《资政新篇》的一部分译出发表后，一般的外国人“不会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表示敬仰”。（注：《太平军在上海》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860年8月17日在上海的英国读者C致函《北华捷报》，在指责英法军队武装干涉进攻上海的太平军时引用了干王的新著《资政新篇》：“外国将得到完全平等的待遇，绝不再用任何侮辱的名字来称呼外国人。传教士可以到每一个地方去传扬福音。”他据此质问：“这些人有什么使我们害怕的呢？”（注：《太平军在上海》第144页。） 不过平心而论，洪仁玕并没有始终坚持他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宗教政策。一则他的族兄、顶头上司洪秀全居高临下向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与影响，如果洪仁玕还想在太平天国上层干下去的话，要完全抵拒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应该是洪秀全、洪仁玕以及西方传教士三者的关系。如果没有洪秀全，洪仁玕在香港、上海会受到传教士们如此重视吗？如果没有洪秀全，连金田起义都未及参加、寸功未立的的洪仁玕初到天京会主持太平天国军国大事吗？洪秀全曾经非常得意地对罗孝全讲：“干王到达天京，他也得到启示。承认我和神的这些交往，比洗礼一万次还要好。”（注：Jane R.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coplc,With Notices of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Vayious Parts of China.With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by HerHusband,the Rev.Joseph Edkins,1863,pp.273.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洪仁玕也承认：“幸于接见真圣主以来，时蒙圣训，指示奥义，其义见解知识，迥出于万万，言近指远，出显入深，真足使智者踊跃，愚者省悟也。……故不觉心地稍开，智趣略进，……回忆此生得力之处，是皆由昔与众先生讨论于前，今沐圣主训迪于后也。”（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313页。）二则实际负责外交事务直接代表太平天国政权和外国人打交道与坐而论道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传教士也并非铁板一块，各种居心都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三则随着列强对太平天国的节节进逼，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宗教政策自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