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在京创设通艺学堂，为年轻官吏和官家子弟传授西学和外文，1898年6月6日与康有为同日受光绪帝召见。此后，曾两次上光绪奏折，提出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注：参见《张元济诗文》，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等项奏议。变法失败，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本文试图从张元济选择上海，投身民间出版事业并获得成功和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与热情逐渐消退两个方面，考察他在这一时期内的人生轨迹。 一 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决定南下上海谋生。这是他实现人生轨迹重大转折的第一步。为什么选择上海？这与他在戊戌时期的经历有关。 张元济在戊戌时期，与康、梁、六君子等人有很多交往，但当时他却不热衷于上层的政治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品级低下，虽受过光绪召见，但毕竟无法进入权力的上层；另一方面，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见到官吏们昏庸、愚昧的众生相，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一支能执行新政的官员队伍，从而萌生了启迪民智、教育为先的思想。“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信，1896年6月8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他以兴办通艺学堂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强救国的志向。此后，他与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书信不断。他从托汪在沪采购书籍、仪器和聘请教习的往返书信中，逐步了解到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状况，上海中西文化交汇和人才荟萃的近代都市风貌和那里的图书、出版市场。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任内，就认识到了“今日已为列国之世界”，（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信，1897年3月31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而上海是中国最能接近世界的窗口。再说，浙江海盐的老家，一贫如洗，无祖产可供他去享用，为了生计，也非得找一个合适的好地方去拼搏一番不可。这些因素，决定了他遭革职之后，不再重复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非官即隐”的道路，隐居山林，而是选择了上海。李鸿章得悉后，便把张介绍给了正在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盛宣怀。盛聘张为公学译书院主事。 南洋公学创办后，缺乏教材和参考书籍。译书院之设，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原定从国外主要是日本，选择社会科学书籍。选题计划原定“以练兵为急务”，因盛本人经商、办企业和教育，才有“理财、商务、学校次之”。张元济入掌译书院时，已译出8种和选定拟译书目23种，全是军事书籍。（注：参见《交通大学校史》，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张元济以他的思想和学识，对盛施以一定的影响，选题方针有所修正。他先后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琐米尔的《万国通商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此外还有《社会统计学》和几种哲学书籍，使译书院出书面貌为之一新。至1901年7月，已译成31种，出版了其中14种。（注：参见《交通大学校史》。）张元济主持译书院期间出版最有影响的书籍当为严复译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张说服盛宣怀出资二千两作为稿酬，不能不说是近代翻译出版史上的大手笔。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社会上对我国“以言利为讳”、“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的批评，也对英国经济发达的原因加深了理解，社会反响不可谓不大。 1901年，公学总理（校长）何嗣焜病故，张元济受命代理了半年。半年内他完成了何氏开办外院（小学部）的计划，还创办了特班。特班招收有一定基础的“有志西学者”，学制分前后两期，每期3年。课程有英文、算学、格致、化学、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逻辑，并规定学生“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注：《南洋公学特班章程》，西安交大档案2325卷。）他聘请浙江同乡、殿试同年、好友蔡元培担任特班班主任。张、蔡二人利用张掌管译书院的便利，一同如饥似渴地阅读外文书籍，吸收国外的新知识。半年以后，张与学校监学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辞去总理职务，仍回译书院工作。 张元济入南洋公学工作，实现了从一名政府官吏到官办高等学堂的教育工作者的跨跃。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期间，由于对社会、对教育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对国外教育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他的教育观实现了从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的升华。他在戊戌维新时期创办通艺学堂，着眼点还只是培养少数有新知识的官吏。而1901年时，他看到了封建教育制度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是：“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他意识到“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况且“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力争之世不必开民智也，取用其力而已足也；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人之智以为智，而后其智始充。”这时他对普及教育有了重要的认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他对办学堂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转变：“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独立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乐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得也。”（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书，1901年10月5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8页。）1902年，他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是他三年教育工作的思想总结。全文第一段标题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文曰：“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泰西人罕不学，非必皆人才也，然于人当知之事无不知之，而民智大开。在上者有所施行，亦不至于妄为阻抗。此善政之所以能行也。吾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屯蒙浑噩，蠕蠕于群动之中。临如是之人民，虽有善政，行且见恶。故诏兴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矣；诏废书院，则谓绝寒士生路矣。吾皇圣明，而海内谤之，亦此故也。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注：见《张元济诗文》，第170页。）这一段文字，足见张元济对普及教育的认识，已近于完满，尤其最末一句，直接指导他后来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普及教育这一观点的形成，成为他下面将要跨出的人生轨迹第二步大转折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