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Ⅹ(2001)03-0092-07 1900年10月6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注：关于惠州起义爆发的时间，历来有10月5日、6日、8日三种记载，本文取孙中山的说法。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0页。）是辛亥革命运动准备阶段真正举行的有鲜明特色的第一次起义。黄兴后来认为“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0页。）是有道理的。孙中山组织发动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及依靠会党和外援的做法，都给往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以深远的影响。 一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力图以武装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最早尝试。这次起义以兴中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一次具有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清军事斗争。此乃惠州起义的第一个特点。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注：《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6、509页。）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创立兴中会开始，不仅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而且还将反清武装起义作为实现民主共和纲领的主要手段，坚决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895年的广州起义计划流产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多次强调中国应改行共和政体，并计划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1897年8月，他在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中指出：“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且吾主张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为先导者”。（注：宫崎寅藏著、P·Y译校：《三十三年落花梦》，大达图书供应社1902年刊行，第35-36页。）他在谈到起义地点的选择时指出：“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故“弟以广东为最善……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广东惠、嘉、潮三府”，不仅“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而且其地“因与台湾密尔，便于接济军火”，尤“可作起点之区”。（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184页。）当时兴中会的领导人与会员几乎都是广东人，在早期有名籍可考的286名兴中会员中，广东人为271人，占会员数的95%。（注：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可见，兴中会实际上是一个由广东华侨人士、知识分子与会党成员组成的革命团体。再加上进入近代以来，广东人民具有强烈的进取性与爱国心，及悉力毕虑期驱异族，建民治，为全国创的光荣斗争传统。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将兴中会起义的地点选在广东，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1900年夏秋间，列强的侵略罪行引发了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孙中山当时“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联军之进北”；（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4页。）主张“吾党决当立义军，遂行夙昔之志望”，“由是经营奔走无虚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把握时机加紧了广东惠州起义的筹备工作。孙这期间打算在广东乃至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1900年6月初，他在请求法国驻日本公使哈马德为起义者提供“武器或军事顾问”时，指出这次起义“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该月上旬，他在离开横滨前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9页。）同年7月，他在新加坡接见英国官员斯韦以顿等人时再指出：“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们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而没有这个行动，中国将无法改造”。（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5-196页。）孙等还在致香港总督卜力的政见书中，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建立华南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各省设立“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我们从孙中山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发动惠州起义的目标，是要在华南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此外，我们从惠州起义前后他人的言谈中，也可以看到孙中山发动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是民主共和。1897年10月，日本人山下秀实主办的《台湾新报》曾报道说：兴中会党人“总以背叛清国，革去旧政为名目”；该会渠魁孙文在“欧洲煽惑清国人及外国人捐资入会……查其用意所在，欲使清国变为合众民主国”。（注：《逆党批猖》，《台湾新报》第316号，1897年10月1日（中文版）。）据谢缵泰记载，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博士于1900年7月21日说：港督卜力赞成并支持孙等“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还记载说，8月间福罔县知事曾向外务省报告：“孙逸仙及其党徒的计划，以江苏、两广等南清六省作根据地宣布独立，作共和政体。渐次向北清张扬，推倒爱新觉罗氏，支那十八省合从（纵），东洋大共和国创立”。（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1册，台北1971年版，第270页。）惠州起义失败后的1901年春，美国《展望》杂志的记者林奇在见过孙中山后报道说：“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