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01)02-0001-07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即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团乘“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规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作了具体考察，从外国观察者角度，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侧面的生动画卷。 一、难民潮涌 1862年（同治元年）上海的一大社会景观，便是滚滚而至的难民潮。日本使节团诸人穿行上海城垣内外，漫步黄浦江滨，耳目所及，详悉难民情状。 1843年开埠前，上海县人口50万，其中县城及近郊人口约20万，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不能与南京（1852年90万人口）、杭州（鸦片战争前夕60万人口）相比，较之苏州（鸦片战争前夕50万人口）也等而下之。开埠后，对外贸易和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周边人口进入上海。1853年3月（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江宁（南京），旋改称天京，以为首都，又分兵镇江、扬州。清将向荣(1792-1856)率部驻扎江宁南郊明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琦善(1790-1854)、陈金绶(?-1856)率部驻扎扬州城外，是为“江北大营”，形成与太平军对垒形势。自此，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下游展开拉锯战。长达十年的兵火，使素称富庶的江苏、浙江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冯桂芬称，苏州松江一带，“纵横千里之内，人烟寥落，邑里榛芜”（《显志堂稿》卷3）。据户部清册，1840-1850年（道光二十至三十年）江苏人口在4,200万至4,400万之间，居全国第一位或第二位，居第二位时也仅比第一位的四川少20万人；而光绪初年则锐减至2,000万，在全国排名降至第九位[1](P362-374)。太平战事及北方的捻军战事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还造成人口大流动——因上海作为开埠港市，西洋人在此建立“国中之国”——租界，保有相对安定，江、浙及赣、皖、鲁一带官绅商贾为避兵燹，竞相逃往上海，托荫于洋人控制的租界，而城乡民众也涌进上海租界内外以求生存。这样，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便面临来势汹涌的难民潮。 1853年9月（咸丰三年八月），小刀会首领刘丽川(1820-1855)率众乘丁祭日渗入上海县城，杀死县令袁祖德(?-1853)，拘捕苏松太道吴健彰(1815-1870)，占领县城。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利用小刀会内部矛盾，将吴健彰营救出来，助其在租界重建政权。小刀会抗击清军及法国干涉军，坚守上海县城直至1855年。此间，大批城内居民迁徙租界。1854年，租界内华人达二万多[2](P49)。自此增势不减。1860年3月（咸丰十年二月），太平军东征，上海郊县、苏南各县、浙东诸县，以至安徽、江西、山东难民辗转来沪，上海租界华人剧增，不同资料说法不一，有十余万说[3](P15)，有三十万说[4](P61)，这些新增人口主要是难民。久居上海的文士王韬记述，咸丰十年街面“肩摩踵接”，已经人满为患（《蘅华馆日记》，咸丰十年一月二日）。 1861年12月29日，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克杭州，随即分兵五路进攻上海县、松江府。一波更为巨大的难民潮涌向上海。《北华捷报》1862年1月至2月，连续几期报道难民滔滔的情形。工部局华文处译述的“报告书”称，1862年租界人口达到50万[4](P61)，法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爱棠的调查则显示，当时有百万左右难民进入上海（参见《上海法租界史》，第261页）。而《北华捷报》（1862年2月21日、1863年3月12日）编辑的统计数字更惊人：1862年上海市区人口骤增至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王韬称该年上海“人多如海”（《弢园尺牍》卷3）。乘“千岁丸”访沪的日本藩士称上海“人烟炽盛，士女杂沓”[5](P170)。旅居上海的名士冯桂芬则形容难民们“鸠形鹄面”，困窘万状（《显志堂稿》卷3）。上海道台吴煦同治元年不断收到下属的禀报，称上海近郊“庵庙各宅坟山屋，难民拥挤不堪”（《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第286页。以下简称《选编》），“连日难民来者甚众”（《选编》第247页），“现定洋商出钱，由官派员在城内教场搭草棚数百间，安插附近难民”（《选编》第247-248页）。洋人为维持租界秩序，对难民严加控制，甚至以开枪相威胁。英国署理上海领事麦华陀(Medhurst,Jr·WalterHenry,1823-1885)发布公告称，租界内难民“设有滋扰情事，外国兵丁定即开枪攻击”（《选编》第209-210页）。 饥饿、露宿、洋兵威压，加之“天行疾疫，何其盛且广”（《选编》第368页），使难民陷于绝境，1862年一年内死亡者不下百万。 “千岁丸”造访上海正值该年盛夏，藩士们从诸多侧面看到了一幅幅难民图。 名仓予何人一天“出薛家浜，过江边，见有逃难携妻子住于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几千百艘”[5](P107)。又在一个阴雨天，名仓散步到黄浦江边—— 见黄江之水涯小舟栉比，大抵系避难之人。[5](P121) 峰洁也发现，江面小舟浮住着大批难民[5](P31)。 纳富介次郎对难民的生活状况有较详细记述： 那时的上海凡为躲避贼乱的难民，均无固定的住处，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为栖身之地，雨淋露晒，困于饥渴，为计算每日的生计，拼命挣扎，真是可怜至极。 据说难民大多来自苏州，约有十余万人。而官府无能救助他们，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饥饿。[6](P25-26) 纳富还在长江及黄浦江江面见到多具漂浮的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