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的思想启蒙和辛亥的革命风暴

      近代中国历史是发展迅速的，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旧”的维新运动，引发了社会的变动、思想的启蒙；十多年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探究这段历史，寻求相互关连，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机，请求变法维新，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此后，又设学会，办报刊，不断上书，联合帝党，取得了“诏定国是”的实现。尽管新政施行，只有一百零三天，但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却起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之所以是思想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对传统的否定。我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孔子的权威也是不可动摇的，经过戊戌变法，这两个传统“权威”，却发生了动摇。

      我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以来，皇帝一直是最高权威，皇帝的意旨，臣民是必须服从的。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也想利用皇帝权威发动变法，从而不断上书，希望政治上立宪法、设议院；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军事上重练海陆军，挽救瓜分危机；文教上废科举、办学校，译新书，以培养新的人才。设想只要“皇上之明”，就能“举而行之”。然而，从小在慈禧太后“训政”下，1889年“亲政”后仍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虽有翁同龢等的支持，却抵制不住后党的压力，终致政变猝发，幽禁瀛台，皇帝连自己都不能保，当然谈不上“权威”。

      封建皇帝的权威动摇了，这种对封建传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在此。政变不久，曾和康、梁共事的章太炎避居台湾，写了《客帝》，说是“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注：《客帝》最早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旋又发表在日本《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出版，署“台湾旅客来稿”，收入《书》原刻本，增改很多。），开始提出“逐满”的课题。然而，康有为却组织保皇会，展开“勤王”活动，还想扶植已被幽禁的皇帝。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军，召开愚园“国会”时，章太炎感到“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表，九世之仇，相望江湖，嘻亦甚矣”（注：章太炎：《耒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一九○○年八月九日出版。）。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匡”过去与“尊清者游”之“谬”，撰《正仇满论》，指出康、梁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耳？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彼得者耶？”（注：章太炎：《耒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一九○○年八月九日出版。）对光绪皇帝提出了批评。两年后，又针对康有为“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的言论，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尊为“圣上”的光绪皇帝说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把皇帝称为“小丑”，把皇帝权威降之为“小丑”，可说是一个极大的社会变动。

      章太炎出狱东渡，主编《民报》，宣传反清革命，还在《复报》上发表《逐满歌》：“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雠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注：见《复报》第五期，1906年10月12日出版，署名“西狩”。），康、梁奉为“圣明之主”的皇帝，已沦为“第一雠人”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皇帝权威的丧失，是以舆论为导向的，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统治，不能说和戊戌的思想启蒙无关。

      二

      孔子学说是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奉为圣人。康有为也想利用孔子的权威推动变法，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7年9月重印本第267页。）。

      早在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时已经宣称“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注：康有为：《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87页，下简称《政论集》。），表示“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穀》”（注：康有为：《长兴学记》第十七页，光绪十七年夏四月万木草堂刊本。）。1894年，他在桂林讲学时说：董仲舒“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之说”（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二页，广州双门全经阁刊本。），“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二页，广州双门全经阁刊本。），鼓吹孔子改制。次年，入京考试，“朝考卷”还提出“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注：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系“朝考卷”，见《政论集》第111页。）。接着，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在《强学报》创刊号上，公然以孔子纪年，署发刊年月为“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还刊出《孔子纪年说》，说是孔子“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注：《孔子纪年说》，《强学报》第一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1897年，康有为又组织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他的《孔子改制考》，也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