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会曾被梁启超称誉为湖南“全省新政之命脉”，故历来颇获研究者重视，凡论及维新时期学会组织之论著，所有研究戊戌变法（尤其是湖南维新运动）及有关中国近代史之著述，皆或多或少提及南学会；关于南学会之专文，则有王尔敏《南学会》、汤志钧《论南学会》、卢智《戊戌维新时期的南学会》等。（注：王尔敏：《南学会》，《大陆杂志》第23卷第5、6期；汤志钧：《论南学会》，《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卢智：《戊戌维新时期的南学会》，《求索》1987年第2期。）然史学界迄今对南学会若干基本史实存有舛误，乃至以讹传讹。本文依据南学会学长皮锡瑞之日记、《湘报》等原始资料，就南学会若干史实加以考辨。 一、南学会讲学之人次 集会讲学为南学会主要活动，《南学会大概章程》规定：“讲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辩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注：《南学会大概章程》，《湘报》第34号。）南学会自1898年2月21日开讲，至6月18日最后一场，近4个月内，究竟讲学几场？又延请了多少人来会中讲学？因南学会实际并未定期讲学，原始资料亦未明载，故迄今仍存不同说法。 汤志钧认为南学会共讲学13场，并详列如下：第一场，由皮锡瑞主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主讲“论政体公私必自任其事”，谭嗣同主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楠主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陈宝箴主讲“论为学必立志”；第二场，由皮锡瑞主讲“论讲学之益”，谭嗣同主讲“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邹代钧主讲“论舆地纬度之理”，黄遵宪续讲前次题目；第三场，由皮锡瑞主讲“论朱陆异同归于分别义利”；第四场，由皮锡瑞主讲“论学者不可诟病道学”，欧阳中鹄主讲“论辨义利始可有耻”；第五场，由皮锡瑞主讲“论交涉之理”，课嗣同主讲“论学不当骄人”，李维格主讲“论译书宜除四病”；第六场，由皮锡瑞主讲“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第七场，由皮锡瑞主讲“申辨孔门四科之旨”，陈宝箴主讲“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第八场，由皮锡瑞主讲“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谭嗣同主讲“论全体学”；第九至十二场，均由皮锡瑞分别讲“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论盛朝昭代之兴亡原因”、“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制之法”；第十三场，由曾广钧主讲“论开矿当不惜工本”。（注：汤志钧前引文，另见汤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282页。后来论著凡提及南学会者多类似。如林增平等谓南学会共演讲13次，演讲者主要有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邹代钧、欧阳中鹄、陈宝箴等（《湖南近现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林能士谓南学会共演讲12场，并详列如下：皮锡瑞12次，谭嗣同4次，陈宝箴2次，黄遵宪、邹代钧各1次，另由名士硕儒充任者5次。（注：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1972年印行，第53页。）李喜所以为南学会的集会演说共进行过14场，除第十三、十四场外，其余12场《湘报》都有明确记录，并认为谭嗣同在学会讲演4次。（注：李喜所：《谭嗣同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刘泱泱则说：“查阅《湘报》上有关南学会的讲学记录，总共是13场25人次，其中皮锡瑞讲学次数最多，达12次；其次为谭嗣同，共4次；再以下依次为陈宝箴、黄遵宪，各2次；乔树楠、邹代钧、欧阳中鹄、李维格、曾广钧，各1次。”（注：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丁平一亦云：“据《湘报》所载有关南学会的讲学记录，总共讲有13次，演讲者达25人。”（注：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上述各种说法，汤、刘、丁等皆据《湘报》所载南学会讲义，林氏则据《湘报类纂》乙集《讲义》，虽讲学场数有12与13之异，但总计则同为25人次。其实，各家于南学会讲学人次遗漏甚多。 凡在南学会讲学者，作为学长的皮锡瑞均在日记中加以记载（仅漏载谭嗣同讲“论全体学”一回）。据其日记，除上述讲学者外，还有以下人员：第二场，“杨葵园（自超）讲天文”（按，《湘报》第16号刊有杨氏讲义）；第三场，“予说后，徐（仁铸）、黄（遵宪）二公各演一段，黄说知觉不在心而在脑”；第四场，“节吾（欧阳中鹄）、秉三（熊希龄），予讲后各讲一遍。秉三说时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中丞（陈宝箴）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第五场，“秉三未说，复生、李一琴（李维格）各说一遍，廉访（黄遵宪）至，说日本、台湾、印度极透彻痛切，云法人又有邀索两广利益、云南铁路之事”；第六场，“予讲保种保教，廉访说教旨略异，一琴说波兰事，娓娓可听”；第七场，“廉访说天主教必无剖心挖眼睛事”；第八场，“宣翘（戴德诚）与秉三说保卫、团练事……公度未讲”；第九场，“李一琴讲通商事……谭复生（嗣同）讲治兵亦切实，廉访未讲……方伯亦未讲”；第十场，“右帅（陈宝箴）来讲学，云香帅约共奏改科举……右帅以予所讲为善，予甚服戴君说中西教之精”；第十一场，“予与廉访讲毕，曾某（广钧）接讲保种保教”；第十二场，“两点钟登堂讲毕，秉三接讲一段”。（注：以上见《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十四、廿一、廿八日，三月初六、十三、二十日，闰三月初四、十一、廿五日，四月初十日，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1959年第1期。） 另外，皮锡瑞离湘后，南学会又讲过一场，主讲为谭嗣同和曾广钧。虽然关于谭嗣同此次讲学事及讲义均无明确记载（注：周秋光《熊希龄传》谓：“6月11日，光绪帝颁发了维新变法的谕旨。18日，已中断了20天的南学会讲论会又开讲了一次，由谭嗣同主讲。”但未明所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但曾氏讲义开首即谓：“顷谭佛生言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谕旨力振新学等语，至为剀切。据仆所见，指出新学不满于人之故，乃愈足坚开新党之心，而启守旧者之智，试申论之。”（注：《湘报》第92号。）由于此次之前的所有讲学记录中，均未见谭嗣同讲解“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谕旨力振新学”，故可以推测，谭应为本次讲学的主讲之一。 总计南学会自2月21日至6月18日，共讲学13场，先后在学会演讲者达45人次，即：皮锡瑞12次，黄遵宪8次，谭嗣同6次，陈宝箴4次，熊希龄、李维格各3次，戴德诚、曾广钧各2次，邹代钧、乔树楠、杨自超、欧阳中鹄、徐仁铸各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