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变法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是不承认的，但是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由于毕永年也是一个维新党人，所以他的这件史料一经发表，就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围园密谋的有力证据，如此，则围园密谋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问题是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所以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我们得先从毕永年和《诡谋直纪》说起。 毕永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为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前夕他从南方到北京找谭嗣同，与谭及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住在南海会馆，对这一时期康有为等的活动有所了解。《诡谋直纪》以日记体记录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其原件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20世纪80年代汤志钧和杨天石两位先生在日本访学时都见过这份文件，杨先生并将它抄发于总第63号《近代史资料》上。《近代史资料》且加按语说明其来源：“此件约写作于1899年初，写成后，毕永年将它交给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又将此件抄送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但是汤志钧先生的说法却有所不同，他认为：此件系毕永年在1898年9月12日至21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日）的日记，亦即记到政变发生为止，书名《诡谋直纪》则为清政府官僚所拟，而日记的来源，据小田报告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自“湖南唐才常等改革党处搜查”所得。（注：汤志钧：《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9页。）显然，两位先生对这件史料的说法不同，或说是当年的日记，或认为是事后追写的。两人的不同说法却都源自小田的报告，我没有见到小田报告的全文，不明白为什么产生不同的说法。不过在读了日记之后，我认为杨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从日记的行文本身可以看出，它不是毕永年在北京期间写的，而是事后追写的。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证：(1)凡作者叙事均用表示自谦的第一人称“仆”（注：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本文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出。《诡谋直纪》全文又发表于《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说明“日记”是写给他人看的。(2)全篇围绕“围园”中心写作，类似纪事本末，这只有事后经过剪裁才能写成。(3)各日之间文气紧密，全篇是一气呵成写出的，而不是通常写日记那样逐日分写的。如八月初一日开头就写“仆见谭君，与商此事”，八月初二日开头写“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这两日开头中的“此事”均指前一天发生的事，如果逐日写日记是不可能用这样突兀的开头的。 汤先生和杨先生对《诡谋直记》产生经过的说法虽然不同，但对其主要内容的真实性都不怀疑。汤先生说：“《直纪》是毕永年赴京后的日记，来源是有根据的，资料是可信的”；并指出其史料价值：“《直纪》记录政变前夕，后党环视，阴云密布，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节，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0、25页。）杨先生则主要根据这份《诡谋直纪》写了一篇《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注：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证明维新党人确实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 但是我认为《诡谋直纪》的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因为毕永年在追写这份“日记”时，或者因为记忆不清，或者因为有某种目的而改写历史，从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如：“日记”七月二十九日记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袁世凯已于两日前到京，而事实是袁世凯应诏于二十九日晋京，无人不知。再如，“日记”说八月初三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一起说袁世凯勤王，说康有为向袁讲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但事实是谭嗣同独自一人说袁。（注：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已指出这一错误，并认为是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至于日记所记康有为等密谋围园这一中心事件，也不可径直作为信史。下面对此略作考辨。 关于围园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廷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说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7，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4页。）。接着社会上就有了种种传说，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密报了维新党人的乱谋，但对其具体经过的叙述又不一致，且语焉不详。直到1926年《申报》发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才详细讲到其经过：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说其勤王，要其带本部兵赴天津杀荣禄，然后派兵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当时问：“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并且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51页。）袁世凯的说法与清廷的那道谕旨大体一致，而细节不同。两者都说到围颐和园，但如何处置慈禧太后的用词不同，谕旨说“劫制皇太后”，日记说“除此老朽”。比较两说，袁说比较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