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保险业述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谭文凤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 邮编 241000

原文出处:
《历史档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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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是为应付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采用的一种社会互助性质的经济补偿方法,是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司最早产生于欧洲,而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保险业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1865年5月25日,中国第一家华商保险行义和保险行在广州成立。保险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而中国近代并不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故而探讨中国近代保险业产生的历史原因、发展状况、特点与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产生的原因

      近代民族保险业的诞生,首先是与外国商人在中国建立保险业的影响分不开的。18世纪末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对华贸易上,英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逆差地位。如1781-1790年中国输出到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到96,267,832元,而英国从1781-1793年输出到中国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洋布、洋纱、金属品等全部工业品在内,仅16,871,592元,只及上述茶值的六分之一(注:高鸿志等《中国近代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7页。)。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竟无耻地进行鸦片贸易。自1800年至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由4570箱迅速增加到4万余箱(注:高鸿志等《中国近代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8页。)。尤其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不顾清政府的严正警告和发布的禁烟令,以孟买和加尔各答为基地,将鸦片批发给不法商人,公开对我国的广东及其它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鸦片走私。为了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1806年由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W·S·Davidson)发起,在广州设立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又称广州保险行、谏当保安行或谏当水险行。参与其组织的有两家英商洋行:达卫森本人的达卫森一颠地行(Davidson-Dent House)和渣甸(W·Jardine)拥有的比尔—麦尼克—渣甸号(Beale-Maginie-Jardine Firm),这是外商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保险企业。该行的设立使鸦片商可以获得损失赔偿,减轻了鸦片走私的风险,为其更大规模的走私提供了保障。1835年,达卫森—颠地行退出了谏当保险行,另成立了于仁洋面保险行(Union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又称于仁洋面保安行、友宁保险行或保安保险行。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五口通商,两行即在香港注册,以香港为据点,在上海、广州设立分行,并不断吸收香港知名公司和五口买办股份,进一步扩大业务,获利优厚。到19世纪中后期,保险行业逐渐从洋行的母体中离析出来成为独立的企业。著名的外商保险行有保家行、保安行、保裕行、扬子行、泰安行、保宁行、怡和保险行及香港火烛行等。他们深入到各通商口岸建立分支机构,不仅便于外商扩大对华贸易,而且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中国的买办商人见有利可图,不甘心附股,遂仿效自办。

      其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倡导向西方学习。具有同样思想的魏源则最早将西方保险思想介绍给国人,他的代表作《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保险思想和实务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魏源将保险(Insurance)译成“担保”,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译成“船担保”,生命保险(Life Insurance)译成“命担保”,火灾保险(Fire Insurance)译成“宅担保”,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y)译成“担保会”。这是现代意义的西方保险术语在中国的最早译名。魏源还对西方的船担保、宅担保、命担保做了详细地介绍(注:魏源《海国国志》卷83,《夷情备采·三·贸易通史》。)。其后,传播西方保险思想的人物和著作不断出现,著名的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1859年)、郑观应的《救时揭要》(1862年)、王韬的《弢园尺牍》(1876年)、钟天纬的《扩充商务十条》(1888年)和陈炽的《保险集资说》(1896年)等,这些介绍有利于民族保险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种补偿和分摊意外损失的原始保险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据西方保险学教科书考证,最早类似于保险的实践产生在公元前300年的中国。当时“中国的商人为了防止风险降临在任何一个个人身上,商人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即每个人都将他自己的货物分别装载在其他人的船上。当一艘船触礁损毁后,由所有的人来分担这一个人的损失”(注:孙祁祥《保险学》,第28页注①,公元前3000年恐系笔误。)。上述美好理想和有价值的实践对我国后来各朝代保险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清代,作为陆路运输保险萌芽的镖局业已相当发达,货主交通的货物称镖码(类似保险标的),镖局根据货物种类和数量确定镖力(保险费)并签发镖单(保险单),到达目的地后,收货人按镖单验收无误签字盖章后交护送人带回。如货物有失,镖局则按市价赔偿货主。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实物保险,存在着保险范围窄,无法与现代交通工具竞争等弊端,在这种根基上是不可能发展为现代保险业的。但中国旧有的原始保险思想源远流长,有利于与西方保险思想接轨。

      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从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起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先后创办了军、民用工业达50多家。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兴办工商业热潮,到90年代,民族资本企业已有一百几十家,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一带,涉及到造船、军火、航运、冶金、机械、纺织、缫丝、面粉、电报、铁路开矿等十多种行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也为民族保险业诞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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